外媒:不解决中国意识危机 “中国梦”无从谈起
新加坡《联合早报》14日发表题为《“中国梦”需要超越中国意识危机》的文章,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再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中国梦”是自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大清帝国急剧衰落,中国传统国家被帝国主义打败,中国人就萌生了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国家的梦想。直到今天,这个梦想仍然是中国人追求变革和进步的巨大思想动力。但现实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中国梦”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要解决今天中国很多人对国家的前途、对自己的前途的信心危机。历史上,每一次“中国梦”的背后都是当时面临的信心危机,而信心危机的背后则是深刻的“中国意识危机”。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梦”,首先就要克服“中国意识危机”。如果解决不了“中国意识危机”,“中国梦”就会无从谈起。
有危机,才会有梦想;有梦想,才会有进步的动力。今天中国所经历着的“中国意识危机”,实际上是自近代以来的第三波。清末到“五四运动”是第一波,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是第二波。今天所经历着的“中国意识危机”和前面两波危机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区别。要克服今天的“中国意识危机”,人们可以回顾前面两波危机,看看当时这种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又是如何克服的。尽管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但仍然可以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深刻危机激发梦想
前面两波危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各种内外因素,导致一些人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没有信心。“五四运动”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清末以来,各帝国主义力量不断深入中国,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都深刻感受到了国家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同时也感觉不到中国有任何希望来拯救自己。早些时候,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曾悲叹道:“中国弄不好,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尽管悲观主义在一些精英人物中间流行,但更多的人则被这种情况激发出“中国梦”来。不管今天如何评说“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培养了一代爱国主义者,他们都为建设一个新国家而努力。这场运动拉开了日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实现各种版本的“中国梦”的序幕。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五四”爱国主义的产物。从政治发展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终点应当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段很长的历史,表明了信心在克服“中国意识危机”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深刻的危机激发出人们对未来的梦想。同时,尽管人们抱开放的心态,试图用各种进口的主义来拯救国家,但只有那些符合中国国情的主义,或者那些被“中国化”的主义(主要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才生存下来,并转化成为主流社会意识。主流社会意识则是社会成员“中国梦”的意识构架。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再一次出现“中国意识”危机,那就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围绕着“中国会不会被开除球籍”的大讨论。这一次“球籍危机”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球籍危机”的反动。毛泽东在1956年曾说:“你有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的“中国梦”显然是要建设一个富强中国,其指标就是赶超英美。因此,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一直想用政治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则被忽视。当然,这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尽管毛泽东的激进政策也遇到了一些批评,但在短时间内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是那一代人的集体“中国梦”。
三十年下来,中国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贫穷社会主义模式。当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人有机会了解外面世界发展的时候,“中国意识危机”再次出现。人们发现,且不说发达已久的欧美国家,即使中国的近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已经在中国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过程中大大超越中国。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二战摧毁了日本,但到19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是广东的邻居香港也超越了上海,而上海在刚刚解放的时候远比香港繁荣。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中国意识危机”,促成了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也就是那一代人的“中国梦”。《河殇》、“球籍危机”的讨论、政治改革的呼声等等,都是当时人们“中国梦”的反映。
但是,使得世界惊讶的是,中国很快就从这种深刻的危机之中走了出来。这个标志就是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和当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概念的提出。这淘汰了1980年代很多过于理想的主义,而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个主流意识的引导下,中国获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人们的“中国梦”也是在这个主流意识下展开的。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个新的意识,就很难想象1992年之后中国高速度的发展。
今天,人们所面临的“中国意识危机”和前面两次有明显的不同,很多现象甚至很难理喻。1992年之后,中国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取代了日本。并且,当发达的西方仍然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仍然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再者,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开放。但同时,中国社会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信心,也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前两次不同,第一次是国家的生存问题,第二次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但这次是国家的富强问题。在国家生存有危机和国家贫穷的情况下,人们的担忧和低信心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富强了之后还会这样?原因也很简单。对中国人来说,富强不仅仅意味着不受外国的欺负,也意味着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应当有的尊重。但尽管中国崛起了,对国际社会所做的贡献越来越大,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且,一个崛起中的中国,面临着越来越糟糕和严峻的国际和区域地缘政治环境。这使得很多中国人不高兴。近年来各种民族主义情绪就是这种“不高兴”现状的反应。非理性的“不高兴”,和缺失自信、妄自菲薄是同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