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称中美关系再迎关键节点 需更多“相向而行”

　　6月7日至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中美元首会晤。这是中美领导层换届后双方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见面，引发各界广泛关注。

　　观察人士普遍注意到，此次会晤系非正式会晤，地点也并没有选在华盛顿。这种“不打领带”的会面形式，也是中美建交34年来的第一次。而习近平16个月内第二次赴美，也显示出中美双方对最高领导人直接见面沟通的急迫心情和务实态度。

　　与此交相呼应的，是美国学界关于建立更为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呼声渐起。近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会长大卫·兰普顿在《亚洲政策》(Asia Policy)上发表文章《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寻求更为稳定持久的基础》，呼吁两国政府下定决心，把握当前机会，进一步寻求共识，为中美关系未来健康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一山容二虎”

　　作者指出，中美两国曾经在1970年代建立过良好协同合作关系，但随后由于种种问题出现了波折。而前几年，中美两国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受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影响，认为美中作为霸权国家和崛起的新兴国家，最终的冲突难以避免。

　　但中美两国事实上已经走出了一条新路，努力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两国在一系列双边和国际问题上开展了合作；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仅2011~2012年，就有194000名中国学者和留学生赴美访学。

　　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也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美方官员的积极认同。双方用事实证明“一山”同样可以“容二虎”。

　　把握时机

　　作者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关键节点。

　　中美两国新一届政府都刚刚开始执政，双方在外交、安全领域都进行了人事调整，一些经验丰富、温和务实的政治家将在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前期中美双方也进行了密集的人员互访：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在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就访问美国；今年以来，美国国务卿克里、财长雅各布·卢、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美军参联会主席登普西等也密集访华。

　　目前，中美两国均迎来了难得的时间窗口。特别是对奥巴马政府来说，在叙利亚、巴以和谈、伊朗以及国内监管争议等内外问题焦头烂额之际，当前稳定住中美关系，也是腾出手来解决其他棘手问题的前提条件。

　　相向而行

　　作者认为，建立“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还需要双方协调，更多的相向而行。

　　一是要努力使两国的社会联系更紧密。紧密的社会联系是国与国之间关系良好的基础，更何况中美两国的政治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意的影响。美国人最关注的是就业问题，而日本也是到1980年代后向美国大量投资，为美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后，与美国的关系才真正好起来。近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虽然增长很快，但总量还是很小。对中国来说，应进一步加大向美汽车等产业投资；对美国来说，也应该协调议员和地方政府，允许更多的中国资本进入。

　　二是中美应在国家层面上“管理”(Manage)双边关系。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双方都应该再提升中美关系的层级，派出专门的国家领导人来“管理”好中美关系。现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这个对话机制毕竟牵扯面太广，间隔时间太长，讨论议题太多，影响了效率。中美两国应该建立一种更为常态化、更有效的对话机制，双方的官员也应该加强沟通，以更好的管理、维护双边关系，在危机时刻能及时管控矛盾。

　　三是中美双方都要“管好自己的人”。多年来，双方都有扶持或利用第三方势力对对方不利的想法或冲动，有一些还付诸实施。但是，在当前国际博弈加剧，国际环境加速变化的大背景下，第三方势力往往给维护中美关系带来变数。因此，双方都要“管好自己的人”。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2008年美国敲打陈水扁，使其不敢搞“台独”，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台海局势。

　　四是进一步完善区域安全、经贸机制。亚洲人习惯在机制中协调一致解决问题。但在亚洲为数众多的区域安全机制排他性很强——有的排斥中国，有的排斥美国。这样的结果，是导致亚洲权力碎片化，任何一个机制都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作者建议，中美应合作使亚洲的各国安全、经贸机制更加具有包容性，增进互利共赢，使亚洲的合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归宿 “政见”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