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间谍活动非罕事 但“棱镜”折射出3个重要问题

　　18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戴维·皮林的文章“美国给了中国一件网络宣传武器”，明确指出“斯诺登围绕美国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网络间谍行为‘爆料’，其实根本谈不上是‘爆’，谁不知道美国在开展间谍活动？”皮林说出了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斯诺登其实没有爆出什么“全新”的料，只是证实了长久以来人们已知道或猜到的事实。因此观察“棱镜”事件应该超越其本身，关注被“棱镜”折射出来的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注以美国、英国为核心的少数西方国家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言论与行动的背离和双重标准。棱镜项目所说的监控，特别是针对“外国人”的监控，确实不是什么新鲜的“爆料”。2001年“9·11”事件后，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大力发展各类监听系统，从“食肉动物”到“全面信息感知系统”再到“棱镜系统”，初步形成了网络空间全面监控能力。

　　与“行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英以及西方主流媒体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言论”，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倡导的“互联网自由”为代表。这些言论的最大特点是，很少或者从不主动提及“监控”，并且努力塑造和灌输一种理念：在西方国家，网络空间的信息是处于“自由”流动之下，政府的“权力”或者说“行动”处于“严格的控制”之下，只有那些撞到了“红线”的“小偷”，比如披露美国政府内部文件的维基揭秘才会遭遇惩罚。

　　第二，“棱镜”折射出的西方国家利益“看门狗”——西方主流媒体的表现。在斯诺登17日回答全球网民提问时，有人问“现在这件事是不是向着你原来预想的那样发展？”，斯诺登回答是“刚开始，我很有信心。不幸的是，美国大部分媒体整天更关心我17岁的时候是怎样的，我女朋友长得是什么样子。其实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窃听’事件。”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上次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接受CNN专访，因为主持人不断把问题指向阿桑奇本人，比如所谓的“强奸案”以及维基揭秘内部矛盾，阿桑奇被迫中断采访。西方主流媒体的这种反应，既是煽情报道的本能使然，也是在面对涉及西方媒体认定的国家利益时的自发选择。

　　如同斯诺登坦言，“我并没有泄露任何美国针对合法军事目标的行动。我指出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民用设施，如学校、医院和私人企业的黑客行为，因为这是相当危险的。国家安全局的行动影响了数百万无辜的人，他们需要知道真相。”换言之，斯诺登是遵循着他个人的理解，并认定美国政府违反了“普世价值”，然后采取了行动。

　　不幸的是，斯诺登没有意识到这个所谓的“普世价值”的阐释权并不在他手上，也不在非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手上，而是由西方国家的政府以及主流媒体所垄断。一如《金融时报》最新一期社论中赤裸裸的表态“中国没有资格幸灾乐祸”。明眼人就能看到“资格”一词背后折射出的傲慢与自大：中国是没有“资格”的，而且这种“资格”的获得，不是由中国自身努力所决定的，而必须是美英政府和媒体所决定的。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用傲慢的语气谈论中国“没有资格”，已经是这些国家仅有的维护自信、彰显自身发达国家属性的方法了。

　　第三，“棱镜”折射出亟待改善和解决的网络空间秩序问题。美英凭借自身在互联网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特殊关系，在网络空间掌握了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这种优势转化成为一种巨大的权力，表现为不受节制的大范围窃听。如果说斯诺登最初爆料的大规模监听行动，美国还能用反恐和国家安全当作遮羞布来掩盖的话，那么20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南非、土耳其、俄罗斯政府要员的窃听又该如何解释？

　　在此情况下，对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倡导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网络空间新秩序。这意味着中国等国需要提出比现有管理方式更加合理的安排，监管掌握了技术优势的大国在网络空间的各种行动，提出网络空间秩序的边界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为准则等。 (沈逸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