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命令联邦政府雇员相互监视(2)

　　然而，这个计划赋予这些部门与机构超越白宫基本要求的灵活性，从而激励国防部在其战略中授权有权阅读机密文件的工作人员“必须识别因未经授权的披露可能造成的损害，并了解他们可能面临的处罚。”它将未经授权披露机密信息与“帮助美国的敌人”划上了等号。

　　这些政府文件称，所有涉及该计划的部门和机构必须密切跟踪其雇员的在线活动。通过监测收集到的信息“有可能被用于对付他们的犯罪、安全或行政诉讼”。研究这些工作的专家表示，可疑行为包括访问某人不需要或未经授权查阅的信息，或在限制或禁止使用移动存储设备时，将材料下载至指状储存器之类的设备上。

　　“如果正常情况下，你每周打印20份文件，而下周你必须打印50份或100份文件会发生什么？那就可能与你的正常活动不相符，那就有可能受到调查。”

　　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计算机应急反应小组内部威胁中心代理负责人兰迪·切恰克说，“我们提出了各种模式。我们认为可供各种组织考虑确定某人何时可能走到危害组织的地步。”他的组织已经分析了800多个案例，并与政府和私营部门在网络安全方面进行了合作。

　　但是，研究以及其他依赖于分析的计划显示，这种模式始终没有得到验证，有可能使雇员对举报违规行为更反感，也有可能导致虚假指控。

　　五角大楼、美国情报机构和国土安全部已经在一系列研究项目上投入了数千万美元。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开发出能够用来明确识别少数可能违反国家安全法的工作人员行为列表。

　　卡内基·梅隆教授费恩伯格说，“我们是在大海捞针。”

　　不同的机构和部门有不同的行为迹象列表，而且大多数采用传统的间谍示警信号。其中包括经济压力、漠视安全实践、原因不明的国外旅行、不正常工作时间和来路不明或突然到来的财富。

　　但是，这些机构及其顾问添加了他们自己的指标。

　　举例来说，联邦调查局内部威胁检测指南提出警告，要私人保安人员和经理注意“詹姆斯·邦德崇拜者”和“忠于另一个人、另一家公司或美国以外的国家的人。”

　　受到最严厉批评的也许是交通安全管理局通过观测技术筛查的乘客计划(SPOT计划)。该计划耗资8.78亿美元，雇用了2800人，利用“行为检测官员”通过审查航班乘客的“压力、恐惧或欺骗”信号来识别潜在的恐怖分子。

　　国土安全部总检察长在2013年5月的报告中痛斥该计划说：“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无法保证在美国机场的乘客得到客观的筛查，也不能证明该计划物有所值或合理证明该计划扩张的正确性。”

　　《纽约时报》获得访谈和内部投诉援引安检人员的话说，SPOT通过突出某些特定描述画出了民族和种族轮廓，其中包括中东人、前往迈阿密的拉美裔和戴着棒球帽的非洲裔美国人。

　　与让雇员举报同事可疑行为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并不确定哪些行为预示着安全威胁。”

　　“现场的雇员不反对报告真正的安全违规行为。事实上，在适当的条件下，他们很愿意充当政府的眼睛和耳朵，”五角大楼国防人员安全研究中心在2005年的研究报告里称，“他们只是弄不清到底什么事情重要到值得报告。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对报告灰色地带的行为感到极度痛苦。”

　　在政府部门里，麦克拉齐只联系到一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的陆军官员，他承认识别潜在内部威胁比依靠行为列表更复杂。

　　“我们想说的是，如果你有怀疑，就报告，而调查人员要做的事是摸清底细：‘这只是谣传，还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军方高级反间谍安全官员拉里·吉利斯说。

　　在尼达尔·哈桑少校事件之后，陆军实施了一项艰难的计划。据称，2009年，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哈桑在德克萨斯胡德堡军事基地暴乱中杀死13人，没有接受审判，并表示他在捍卫阿富汗的塔利班。

　　吉利斯说，军方不希望某个计划“让人们互相告发，”也不希望鼓励人们产生成见。“我们并不喜欢制造开除士兵的理由。因为某些小事把士兵从部队开除是件大事。我们不希望因为一些虚假的指控而毁掉一个人的职业。”

　　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担心，奥巴马的内部威胁计划可能导致整个政府内的虚假或报复性指控，部分因为安全官员有权访问其正常权限以外的信息。

　　他们还嘲笑利用可疑行为报告来预测潜在内部威胁的想法过于热心和简单，并表示专业间谍猎人学会自己的技能尚需几年时间，依赖没有经验者的观察有可能导致无根据和歧视性调查。

　　“看这些行为，任何人都是外行。”托马斯·芬加说，他是美国国务院情报局长，负责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工作，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为总统准备绝密情报分析。

　　芬加说，同事应该“注意到”同事的个人问题，以便提请他们咨询，而不是作为潜在的安全违规者举报他们。“这只是因为他们是同事，是可信任的伙伴。”

　　负责监督美国间谍卫星的高度机密机构美国国家侦察局前总监察长埃里克·费尔德曼表示担心：依靠工作人员向安全官员举报同事的可疑行为可能形成“压制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