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干预外交让美国付出高昂代价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7月9日文章】题：美国外交政策的高昂代价(作者戈登·巴多斯)在要求西方进一步介入叙利亚局势的压力增加之际，从比较历史学方法的角度来看，几乎没有能够对一国进行成功干预的尝试，也没什么人曾试图分析这些干涉的机会成本。例如，大多数美国人可能非常惊讶，根据保罗·沃尔福威茨(曾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本网注)的说法，在过去20年中，美国参与了“至少7场穆斯林解放战争”，包括在科威特、伊拉克北部地区、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战事。不幸的是，这些付出鲜血和财力代价的做法却没换来多少对我们的感激之情。

　　干涉开支石沉大海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的一项调查，平均来看，全世界75%至80%的穆斯林对美国持不欢迎态度。这可能与上述解放战争产生的附带结果有关。美国国际问题学者斯蒂芬·沃尔特表示，非常保守地估计，在这些我们已“解放”的地区，美国的军事行动已造成28.8万穆斯林死亡。这些干涉行动的财政成本是天文数字，对美国来说也可能是灾难性的。

　　美国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估计，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开支最终将超过4万亿美元，达到美国国债总额的整整四分之一。

　　此外，从长远观点来看，很难看到这些干涉行为带来了什么益处。自2001年以来，美国已向阿富汗提供了大约930亿美元的重建援助。如果美国打算用这些资金促进—一至少在较低程度上——诸如尊重人权和公民自由等价值观和观念，那么这些开支可能已经石沉大海，就像历史上最为惨败的游说努力一样。今年5月，阿富汗议会就禁止儿童婚姻、强迫性婚姻、婚内强奸等议题进行了整整15分钟辩论，随后该辩论被取消。同时，在经历12年战事、投入930亿美元以及牺牲2250名美国人之后，我们现在开始与塔利班谈判。塔利班不久前在卡塔尔开设了一个代表“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政治事务办公室。

　　失败例子屡见不鲜

　　西方慷慨之举的另一个受益者是埃及。据保守估计，自戴维营协议签署以来，埃及已经接受超过450亿美元的美国军事及非军事援助。欧盟审计机构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欧盟向埃及提供的财政援助对打击埃及腐败“没什么效果”，而且欧盟改善埃及人权状况的努力也“基本失败”。不难发现此类失败的例子。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的一项调查.80%至85%的埃及人认为变节者和通奸者应该被乱石砸死，75%的埃及人认为应该砍断小偷的手。就在两年前，现已被解除埃及总统职务的穆尔西把犹太人称为“猿和猪的后代”。

　　此外，当媒体的关注减少后，对这些干涉行动会产生何种反作用的关注也会特别少。上世纪90年代，美国曾帮助伊朗及“基地”组织特工打入波黑。但已故美国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生前曾表示，到了2001年，如果不是之前波黑已经签署了和平协定，策划9-11袭击的地点就是在“波黑而非阿富汗了”。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困扰着我们是显而易见的。仅在过去数月，两名伊朗“外交官”被波黑驱逐，因为他们与一名穆斯林瓦哈比教派领导人之间存在可疑交易。这名瓦哈比教派领导人鼓吹对西方进行圣战以及在波黑实施伊斯兰教法。此外，巴基斯坦核计划的设计师之一扎希德·阿里·阿克巴尔汗在波黑被捕。但波黑没有解释阿克巴尔汗在该国的所作所为。对于数十名波黑极端分子加入叙利亚圣战这一情况，西方外交官和安全官员也越来越警觉。

　　把这些国外冒险行动、不幸和灾难的成本加在一起，这不可避免地引发思考：这些钱本可以如何更好地使用。例如，用不了我们已在阿富汗花费的930亿美元重建援助，国会就可以为退伍军人管理局为期1 0年、耗资650亿美元的设施建设计划提供充足资金。目前急需这笔建设资金，因为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埃里克·新关表示，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撇下的老兵对退伍军人相关服务的需求达到“空前高的水平”。或者用760亿美元(比我们在阿富汗花费的资金少170亿美元)，我们本可以修复11%的美国大桥。美国运输部最近一份报告说这11%的大桥在结构上存在缺陷。或者，也许这些资金本可以用来增加美国儿童的教育机会。我们还可以用这些钱偿还国债，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马伦认为国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制造伤害不知自省

　　在奥巴马政府及全国争论在何种条件下干涉叙利亚局势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曾在巴尔干地区和伊拉克看到过这一幕，而且我们几乎确定干涉行动会如何结束。华盛顿的战争游说团体和主张干涉的人士把一个因长期历史问题、内部民族及宗教暴力活动而陷入混乱的失败小国作为目标。随后的模式和动态将会是以往情形的重复。在华盛顿和纽约举行的外交政策讨论会上，国际问题专家针对那些他们从未去过的国家的危机提出解决方案。

　　他们从未见过住在这些国家的人，不懂这些国家的语言，也不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然后妖魔化独裁者的行动就开始了，随后就是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

　　当这些举措还不够时，要求实施更具决定性行动的声音便加强了，例如要求武装“好人”以及设立禁飞区和安全区。在此过程中，当事国一名人脉广泛、憨悉媒体的领导人会被找出来，并被培育成“好人”的代表。情报会被伪造出来，陷入疯狂的媒体将要求采取更具决定性的行动，例如巡航导弹袭击及轰炸行动。

　　当这些还不奏效时，华盛顿的战争游说团队将坚持直接军事介入并采取地面行动。同时，可行的外交替代渠道和方案将被否决。最终，在数以万计的人员死亡、成百上千亿美元被花费、当事国大部分地区被毁之后，华盛顿的政客、媒体人士、好菜坞名流和摇滚明星们将失去对当事国的兴趣。最终，当事国的状况比我们准备干预时还要糟糕。

　　人们知晓这一点已有数百年了。正如《古兰经》所说：“当他们被告知‘不要在这块土地上制造伤害’时，他们说‘我们只不过是和平的缔造者’。不，他们当然是制造伤害的人，但他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