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政局：2013年与1954年的惊人相似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7月16日发表文章《纳赛尔的回声》，文章认为埃及政局似乎正重演历史，埃及2013年7月的政治局势与1954年10月的情形呈现出惊人的相似。

　　几乎是在60年前，埃及的将军们曾试图粉碎穆斯林兄弟会，但进展并不顺利。

　　那是1945年10月26日，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正在亚历山大城的曼施亚广场上对民众发表演讲。一位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提夫挤入人群中，向这位埃及领导人连开8枪，但枪枪落空。究竟是拉提夫枪法欠佳，还是这场未遂的刺杀只是一场戏——许多人当时就怀疑——但无论如何，纳赛尔继续演讲，直到全场发出雷鸣般的喝彩。这次未遂的刺杀企图，极大提振了纳赛尔及其军方同僚的士气，使得他们在镇压穆斯林兄弟会一事上拥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他们中的积极分子迅速捣毁了穆斯林兄弟会在开罗的总部，而在苏伊士运河附近地区，他们支持者洗劫了穆斯林兄弟会下属的商业组织。

　　纳赛尔用暗杀他——即“曼施亚事件”——作为他镇压穆斯林兄弟会的理由。拉提夫刺杀纳赛尔未遂事件过后的第3天，纳赛尔开始谴责穆斯林兄弟会最高领导人哈桑•阿尔•胡代比；与此同时，新闻媒体警告说，穆斯林兄弟会的准军事组织、秘密机构al-jihaz al-sirri正试图推翻政府。

　　纳赛尔时代后来的日子里，穆斯林兄弟会的人或转入地下，或被收押狱中。这使得伊斯兰主义者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沦为埃及政治舞台上无关紧要的角色，然而，1945年埃及将军们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摊牌，对于埃及政治此后数十年的影响是深远的。

　　将1954年和2013年强作对比，或有点解读过度之感。如今的埃及并没有谁试图要刺杀谁——幸好，至少目前没出现。埃及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将军不是纳赛尔，尽管他似乎已手握大权。但是即使考虑到存在诸多不同，埃及2013年7月的政治动态却与1954年10月的情形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对于埃及稳定来说这并非好兆头，更遑论埃及民主进程。

　　穆斯林兄弟会领导层人员图谋刺杀纳赛尔未遂后，他们统统被集中送上非法法庭。由萨拉赫•萨利姆、胡赛因•沙菲及后来成为埃及总统的安瓦尔•萨达特等数人主持的“人民法庭书记员”对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及其8名成员判处了死刑，随后又统统改判为无期徒刑。另外的1100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也被收押入狱，还有1000人未经起诉便被投入狱中。

　　纳赛尔及军方虽然能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并瓦解了其政治势力，但他们并不能根除催生该组织的思想和原则。埃及监狱里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上上下下都在激辩他们敌人的身份，及其执政合法性由何而来。

　　正是在狱中，赛义德•库特布，旧时教育部门的小官员，摇身一变成了穆斯林兄弟会宣传部门的一把手。他开启了构建一个更为激进、不妥协的伊斯兰主义的基础性工作。他亲自修编了自己的代表作——长达8卷的《在可兰经的庇护下》一书，并在他的另一本书《里程碑1964沿途》中大幅引用书中内容。《里程碑1964沿途》是库特布专程为同在狱中的、向他寻求指引的穆斯林兄弟会一名先进成员所撰，此书激励了好几代的极端主义分子。

　　那个时代，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日益地极端主义化，传递出对于埃及的未来将如何发展的可怕暗示——但更令人揪心的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人士们对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间的那段经历的说法。穆斯林兄弟会最高领导人胡代比被捕后最关心的是，他的组织如何生存下去：刚开始，他基于对组织的存亡考量，对库特布的激进主义保持容忍，但最后，他却在一连串的教义和政治问题上，与伊斯兰动乱制造者以及他自己的激进派跟随者渐行渐远。此外，伊斯兰主义者的铁窗生涯使得他们对埃及军方精英人士的看法更明确了：政治腐败、缺乏信仰、本质上是非法执政。

　　对于纳赛尔和他的自由军官组织成员来说，推翻穆斯林兄弟会这位蹩脚的盟友，对于他们巩固权力，推进政治日程具有关键作用。然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一个坚定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反对派。随后爆发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埃及国家间的斗争，成为埃及政坛动荡一个主要病根，它也成为埃及军方60年来维护政治体制威权主义本质的依据，虽然两派有时候也曾达成过妥协。

　　7月3日军方进行干预，随后又对穆斯林兄弟会进行镇压。现在，埃及政治成熟时这样的风险变得格外明显。伤感的历史正在重演，埃及总检察长希沙姆•巴拉卡特将军对穆斯林兄弟会高层中的知名人士发布了拘捕令：穆兄会最高领导人穆罕默德•巴迪亚；其接班人，迈赫迪•阿可夫；以及为西方人所知的人物伊萨姆•艾尔•埃里安等。对他们的指控包括从事间谍活动、杀害抗议人士、煽动暴力、非法持械、越狱等罪名。与此同时，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仍旧处于军方的软禁中，目前他尚未受到任何指控，但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还有的诉讼旨在分裂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

　　穆斯林兄弟会决心抵抗这类行动，让埃及政坛增添一份新的潜在危险因素。事实上，他们为削弱对方镇压行动所作的努力，或许正适得其反地让对手的行动最式微之时获得新生。穆斯林林兄弟会对其在1954年10月至2013年7月间的受迫害的故事的叙述，成为动员其基层组织的一个有力的机制：他们已经开始谈论“镇压文化”，并将最近的事件当作他们“当代埃及政治不公正论”的材料。

　　据一些支持埃及政变人士和新政府领导班子中的成员说，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将穆斯林兄弟会带到政治进程中”——然而正是这群人带头逼穆斯林兄弟会退出政治舞台——就算这些声明并非是虚伪的故作姿态，穆斯林兄弟会最佳策略应是先置身埃及政坛其外，再煽动别人一起反对他们“本质上(执政)缺乏合法性”。这将会进一步危及埃及政治的稳定，意味着更多的暴力与逮捕，最后还是要靠独裁手段才获得政治控制力。

　　镇压穆斯林兄弟会总会引起分裂以及激烈反弹的风险，但7月3日事件的长期影响可能是政治性的。首开先例用推翻当选总统——尽管大选遭到质疑、总统不受欢迎——正让宪法陷入暂停，并可能引起政党被禁，这给埃及的未来开了一个危险的头。穆尔西及其同僚企图创立能加强他们权力的机制，让他们能与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人士缩小区别。但将来如果有些人决意不看好他们的政治机会，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7月3日的军事干预，或许会发展成用独裁手段改变埃及政局的危险先例。

　　事实证明，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治理国家无能，但真正的问题或许是，埃及人觉得他们很轻易地不理睬政治规则。这最终会让独裁者们更加容易地以维护秩序和稳定的名义，影响政治体制进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那些熟悉埃及历史的人会知道，这种事情曾发生过。

　　虽然很多人欢呼塞西反对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的举措，视为之为埃及政治进步的一种方式，历史总无时无刻不在重演着。埃及人或许希望铭记1954年的那个10月，埃及的将军们修改英国人留下的军规，来确保他们与穆斯林兄弟会冲突后掌握权力。修改军规扩大了军方的权力，它成为1958埃及《紧急状态法案》的前身——这一专治的象征一直延续到穆巴拉克时代为止，它为穆巴拉克镇压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的反对者提供法律借口。(记者 卢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