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中国当以退为进推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

　　当前全球碳排放博弈已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化问题本身，开始延伸到一般的国际利益格局的重塑和国际进程决策机制中话语权的分配。纵观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发展，自1990年国际气候谈判启动，从东南亚的巴厘岛到北欧的哥本哈根，从拉美的坎昆到南非的德班，争论的核心始终聚焦于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划分和落实减缓气候变化的责任、技术转让、资金和适应等议题上。2012年12月的多哈气候大会关闭了第一阶段的《京都议定书》和第二阶段的《长期合作行动》的谈判，启动了第三阶段“加强行动德班平台”谈判的工作计划。虽然多哈气候大会勉强完成了过渡角色，但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首先，《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政治上得以保留，由于缺乏有效的惩罚机制，实质意义荡然无存。国际实际减排效果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尽管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低碳发展战略并采取行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这些努力并不能归功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其次，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打破了原有制度框架下的权力和利益均衡，气候谈判格局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大国与小国的矛盾凸现，同时并存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中国”三股制衡力量，以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发达国家在确立和实现减排目标问题上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开发与转让、资金和能力建设援助等方面发达国家总体不积极，而是热衷于转嫁责任，频频将矛头引向新兴市场国家。

　　第三，发展中国家内部分歧增加。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一方面承受着发达国家转嫁的巨大压力，另一面开始面临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出的更高要求。

　　从国际压力方面看，不论如何谈判，无论以何种方式，中国在2020年前后加入全球减排或将成不可避免之趋势。而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对中国的保留显而易见，资金分配上，也不会有资金过多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对此，中国需要主动出击，以退为进，从而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

　　一是在减排目标问题上，明确重申中国的减排承诺，详细列出中国近年来及未来在减排方面已经采取已经预采取的重大举措，比如规范化的碳交易市场试点工作的出台等，并发挥媒体优势，利用现有国际合作平台，加大对外宣传力度，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继续重申和坚持联合国公约框架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和公平原则，敦促发达国家兑现明确减排承诺，兑现资金及技术方面的承诺，以真正切实的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

　　二是在温室气体核查上，可考虑给出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与国际“三可”体系对接的路线图。中国作为排放大国，从长远看，必然要接受与发达国家对等的统一核查机制。构建成熟科学的温室气体管理体系，也是推动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目前中国在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方面的工作已经展开。2013年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降低碳排放量议题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加强收集和管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合作被列入五大重点合作领域。这些都有助于推进符合中国国情与国际定位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在退的同时，要求发达国家提高政策透明度，并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能力，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统计监测核查的能力。

　　三是在南南合作方面，加大对较不发达国家和岛国的资金与技术输出力度。以身作则督促发达国家切实行动起来，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承诺。中国应通过现有渠道或更多方式，在技术转让、项目管理和资金等多方面，给予更多行动上的支持。这有助于提升中国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减少发展中国家内部分歧，建立稳固联盟，从而在气候谈判中协商一致行动。

　　中国人均排放只有5吨，远低于欧洲、日本和美国，道义的制高点在中国。华沙气候大会召开在即，在国际气候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国主动出牌，以退为进推动和参与制定国际碳排放量参照标准的国际谈判，有助于中国从规则接受者成为规则制定者，从被动参与者成为主动塑造者，从外围协商者成为核心决策者，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从而维护中国未来在国际谈判中的权益。(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田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