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性如何“向前一步” 经济地位提升成引擎(2)

　　女性经济地位提升成为引擎

　　桑德伯格、梅尔和刘宏敏出生在一个幸运的时代。“50年代，我想去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校长告诉我他们不收女生。70年代尼克松政府时期，我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第一个女委员，有一次委员们去跟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开午餐会，我想用厕所时他们告诉我这里没有女厕所。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很多年轻人根本不了解上老一代人为此付出的努力。”现任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的玛丽娜·惠特曼(Marina Whitman)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本科毕业生中女生只占到约三分之一，如今这一比例是60%。50年代美国工作人群中女性比例只有32%，如今这一比例达到57%。厕所当然早已不是问题，事实上包括纽约在内的一些城市这几年纷纷通过法案，要求新建餐馆、俱乐部等公共场所中，男女厕所隔间的比例为一比二，以给女性提供更多的方便。单看这些，女性在当今美国社会中的分量似乎已经超过了“半边天”。

　　但当把目光放在当今政治经济领域的决策层，桑德伯格、梅尔和刘宏敏却仍然只是凤毛麟角。世界各国首脑中女性只占9%，财富500强公司领导人中女性只占4%，美国国会议员中女性只占17%，在男女工资收入方面，同样的工作女性收入只占男性收入的不到80%。

　　但毋庸置疑的数据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正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40%的女性收入超过另一半或根本就是家里唯一一个挣钱的人。

　　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与她们在决策层的缺席之间的矛盾，成了新女权运动的引擎。2002年时全国只有12家左右的公立学校是男女分班或分校，到2012年已经增长到506家——越来越多的教育界人士认为，男女分班分校可以帮助女孩子有针对性的学到最适合她们的知识和技能；但反对者认为更好的方法应当是从小淡化对性别差异的意识。

　　一些大型玩具商已经迫于这种压力，开始在玩具包装上作出了改变，以模糊玩具的性别针对性，比如芭比娃娃不再只用粉色包装盒，厨房模型玩具的包装上不再只印女孩的笑脸。在欧洲有的幼儿园，甚至禁止孩子们使用“他”或“她”“男孩”或“女孩”这样带有性别指向的词汇。

　　或许这样的背景，才是《向前一步》一问世就引起轰动的更重要原因。

　　“向前一步”的挣扎与坚持

　　但大部分的女性即使逼着自己“向前一步”，也很难成为桑德伯格。“我觉得我们的目标不应当是把所有人都培养成桑德伯格，而是应当帮助更多女性自主规划和选择自己的人生。”惠特曼说。

　　1979年到1992年，惠特曼在通用汽车任职，先后任该公司首席经济师和公共事务全球总监，一度成为美国汽车行业职位最高的女性。惠特曼的先生罗伯特·惠特曼是大学里的英语系教授，典型顾家型好男人。“没结婚前他曾经帮着照顾家里年幼的表弟表妹，我们有了孩子以后还是他教我怎么换尿布的，这样的男人在那个年代几乎绝无仅有。”惠特曼说。但她坦承，自己接受通用任命时儿子已经读大学，女儿也已经进了寄宿学校。“如果孩子们还小，我是不会去通用工作的，实际上孩子们小的时候，我曾经放弃了很多机会。”

　　惠特曼现在任教的密歇根大学在为男女员工提供平等机会方面已经尽了很大努力，比如学校允许教员在家里添了小孩之后获得一学期的“产假”，而这个“产假”不只限于妈妈，爸爸同样可以休。所以很多双职工家庭是妈妈和爸爸各休一学期，这样夫妻双方都可以尽到家庭责任，同时不至于在事业上落得太远。即使如此，“你要想，是在拿到终身教授之前生小孩，还是之后。如果你在之前生，休一个学期的产假定会大大减少学术成果，让评终身教授更遥遥无期。如果你在之后生，那你又要面临年纪大了生不生得出的问题。女性总归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惠特曼说。

　　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一美也有这样的体会。无论读书还是工作，杨一美几乎一直都是置身男性主宰世界里寥寥无几的女强人。1969年耶鲁大学本科招收女生第一年，她插班进入耶鲁，当时学校里男女生比例大约为10比1。“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那些男生倒是挺紧张的，因为他们以前没跟女生一块上过课，现在突然发现很多女生比他们还聪明。”杨一美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1974年在哈佛法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后，杨一美进入华尔街从事公司法，那时候整个华尔街几乎没有女性的身影，她依然记得当年曼哈顿一些高级餐会俱乐部不许女人在正厅就餐。“当我和客户谈事情时，我只能从后门进去，然后我们只得在包间里用餐。”1981年，杨一美创办了加州律师事务所Graham & James的纽约分部，并成为该事务所的合伙人，那时她只有31岁。“那时候我找不到其他女性作为榜样，因为周围根本没有女性。我一直都在‘向前一步’。”她说。

　　作为女性领导者，杨一美深谙如何使自己的性别在职场上成为强项。比如在着装上，她会在保守的职业装上配上一些鲜亮的颜色，让自己在满屋子穿着灰蓝色西装的男士中脱颖而出；同事不开心时，她会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拥抱；帮客户谈判时她不像男同事那样事事从“赢”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寻找解决方案”的角度入手让客户觉得贴心。

　　但她也发觉人们对女性领导比男性领导更苛责，“女人管事别人会说你‘弄权’，而男人这样做，别人就说他有进取心。”杨一美说。

　　35岁时杨一美有了第一个孩子，两年后又添了老二。她和从事固定收入投资的先生开始了分秒必争的“育儿二重唱”。“他的工作需要他7点钟就到公司，但下午4点半就可以下班了，而我的工作有些可以在家里做，所以我们一般是早上我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下午他接孩子，我得9点才能回家。然后晚上10点我们一起吃晚饭，享受二人世界。”先生的分担让杨一美可以安心工作，但孩子小的时候她还是难免面对自己内心的挣扎。“每个星期有好多次我都会诘问自己，我现在是应当坐在这个会上，还是应当在家里陪孩子。”杨一美说。

　　“我同意应当‘向前一步’，不要太早放弃，但美国社会、特别是商业社会的模式使女性想要‘向前一步’非常困难，对希望享受家庭生活的男性也是如此。今天的人们差不多7天24小时都在工作，我们比父母一辈工作辛苦多了，而我们的生活已经失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