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问题衍生新难题：德国新纳粹主义崛起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1年11月15日发表高级助理编辑海德尔 霍恩（Heather Horn）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和移民问题加重了德国内部的社会矛盾，并新纳粹主义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2011年11月初，德国当局确认2000年到2007年数起发生的谋杀外国人的事件和新纳粹分子有关。此事引发德国上下一片震惊。该事件让德国总理安格拉 默克尔很早就做出反应，而且措辞强硬。她称这些袭击是德国的“耻辱”，并承诺对此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欧债危机还没过去，在紧急援助问题上，默克尔必须坚持现行政策并鼓舞德国人与其他欧洲国家步调保持一致。

　　这两个话题，有可能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样毫不相干。

　　在一本出版于2005年，名为《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的书中，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 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对这种联系有过有力地探索。当时，他想解释一下为何关心经济，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涉及新重商主义贪婪性的问题。他在书的开篇写到，“我们如此明显地关心经济增长，对还是不对？”他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仅仅让我们更为富有，也让我们的社会更宽容。但是如果事情向相反方向发展，经济不再增长了呢？

　　在那本书和基于它的演讲中，弗里德曼回顾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历史。他认为，经济增长与自由民主的推进间有很强的联系——例如，保护公民权利的法案容易诞生于经济增长的时期。相似的，经济停滞与种族、民族或宗教紧张、暴力也有很强的联系——反移民的情绪和反移民立法也容易产生在经济萧条时期。

　　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人们用两种方式来评断他们的生活水准：是否比先前生活得更好和是否比周围的人活得更好。但是，正如弗里德曼在2006年给美国经济学会的演讲上解释道，这两种评断方式是相互替代的。他说，“在这两项基准中，如果人们感觉在一个方面是前进的，那么他也不在乎在另一个方面是否有所改善。”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例如因为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就不再关注是否比邻居活得好，而是减少怀疑并对身边事物更加宽容。弗里德曼相信，这才是宽容和其它民主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得到宣扬所遵循的原理。

　　但是，在另一面，弗德里曼也谈到，社会上的一大部分人认为只有经济上取得进步，他们才拥有在政治、社会以及最终道德等前文所述方面上前进的社会环境时，接下来“不论这个社会多么富有，体制多么健全，当这个社会的大部分公民感觉不到经济向前进步的时候，社会也会发现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处于危机之中。没有社会可以幸免于这样的场景。他们的进步是建立在“政治、社会和基本道德的维度下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没有一个社会，哪怕它变得非常富有、机构非常完善，当大部分市民失去了对经济发展进步的感觉时，仍能对处于危险的基本价值观视而不见。

　　换言之，如果欧洲经济陷入衰退，或者只是继续当前的停滞和不稳定状态，甚至知识，德国人接下来就应该要好好担心一下这些针对移民袭击了。根据弗里德曼的这个理论，造成这些袭击的情绪正面临不断增强的危险，而不是减弱。

　　尽管弗里德曼的努力收到了大量学术期刊相当积极的回复，仍不乏有一些批评之声。在德国，新纳粹主义分子的袭击发生在2000年到2007年间，而此时正是德国GDP看似健康提升的时期。但实际上，弗里德曼的同行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并不是在这个方面。首先，弗里德曼并不认为个体在容忍性上的上升和下降总是能被经济指标解释，他也不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总是可以很容易就理解。他的观点是，当回顾历史时，总有相互关联的东西。例如，在给美国经济学会的演讲上，他曾指出在前五年，“美国真正的GDP增长是平均每年2.6%。”在这些年间，收入中位数“没能跟上通货膨胀的脚步”。因此“生产增长的果实被大幅度抵消，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或多或少地看到他们的收入减少。”

　　批评家对弗里德曼所暗含的观点提出更多异议：经济增长真的是万灵药吗？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阿夫纳 奥佛（Avner Offer），为《经济学历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写过对弗里德曼的书的书评。他觉得弗里德曼在处理“增长失调”上做的不够。奥佛认为，在一个像美国一样富裕的国家，“再分配”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关注焦点。来自社会学论坛（Sociological Forum）的阿米塔 伊奥尼（AmitaiEtzioni）指出，“很有可能的是，人们挣得越多，他们的欲望也会随之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拿自己和更为富有的人比较，因此变得不那么满足，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坚定程度也会降低，而不是相反。”他指出，“特别在发达国家，高经济增长”总伴随着牺牲。约瑟夫 施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任主席、世界央行首席经济学家，给这个主题提供了一个特别清楚的说法：尽管经济学家们总是认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多的正义，“但纵然这种说法在过去是正确的，但是在未来却不一定”。首先，外部环境开始成了一个问题。美国的财富的增长是否带来了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对此施蒂格利茨并没有百分之分地肯定。

　　对弗里德曼的这样一个大胆的理论，人们并不完全是批评。甚至有些评论家们认为弗里德曼的理论相当正确。此外，现在已有证据来支持弗里德曼的理论。这套理论能否运用在德国身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那些数字。根据德国联邦内政部数据，尽管在德国，右翼政治动机的犯罪活动从2009年到2010年有所下降，德国的新纳粹主义分子数量以及他们举办的示威互动，事实上创同时期历史之最。正如我在前文指出，去年，德国当时的中央银行行长，蒂洛 萨拉辛（ThiloSarrazin）所写的一本书在社会上激起千层浪。他在书中提出，没有融合的、未受教育的移民给德国造成了确实存在的威胁，而教育良好的德国人需要和他们远亲繁殖。

　　在经济上，现在德国的危险是，即便德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强劲，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也许正在滑入低谷。通过从国家经济中拿钱来解决债务危机，紧缩措施看起来让增长更加迟缓。欧洲经济强国之一的法国，在最新一轮紧缩措施宣布之前，下一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已从1.75%下调到了1%。

　　在大多数国家，这种经济发展停滞会激化许多积怨已久的问题。土耳其移民在系列谋杀中被当作目标，他们代表了数量最庞大最突出的移民。德国人也许认为他们是没有融入社会，并对他们抱有特殊的怀疑。德国也有大量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的移民。德国人害怕他们之中穆斯林极端分子，但这样的恐惧并没有推进社会融合。早在2000年，以德国“高贵”血统为基础的公民法律就已经开始改变。在找工作和升迁时，许多移民感到自己仍面临着一场不公平的战斗。

　　移民们这样的感觉不是单纯的想象。一项在2010年的研究发现，与一个耳其语音似的名字相比，14%的大公司和24%的小公司会更多地会申请一个听起来像德语的名字。与此同时，有可证实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德国邻国中移民的犯罪率更高，这使得他们对此有了可以共同抱怨之处。德国为了帮助其恣意挥霍的南欧邻居摆脱经济困境，所有德国人都得勒紧裤腰带，为此德国人天性中的友好慷慨很有可能将会耗尽。尽管德国给予了最好最慷慨的援助，路透社在星期三报道称，“债券市场危机的传染病正在欧洲蔓延”。

　　在过去的几年里，没有人知道德国在多大程度上经历了这种紧张状态，尤其令人厌恶的是新纳主义分子粹的一系列谋杀案。但有一件事可以我们确定，尽管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甚至与美国相比，德国在经济方面做得很好，如果连德国都要开始担心经济萧条所带来的社会效应，那么大部分的其他国家也应该开始担心了，或许要担心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