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历史和文化造就了拉美“政治足球”的特色

　　中新网6月9日电 英国《金融时报》9日刊登了署名 大卫·戈德布拉特的文章。文章评论了拉美足球总是和政治结合的现象，并深入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文章指出“政治足球”深深蕴含了历史意味与文化意义。文章如下：

　　作为一名热情的业余足球运动员，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即将转为职业球员。这位玻利维亚总统已与圣克鲁斯省(Santa Cruz)省会圣克鲁斯市的小球队“瓦尔内斯体育生”(Sport Boys Warnes)签约，只领最低工资。看样子，莫拉莱斯即便有机会上场，也只能撑个20分钟，但他毕竟已是54岁高龄了。

　　实际上，莫拉莱斯的年龄是这则新闻中最令人惊讶的地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并不是第一位将政治与足球结合起来的拉美国家总统。上世纪70年代，巴西的埃米利奥·梅迪西将军(General Emílio Médici)试图亲自挑选国家队的球员人选。而作为阿根廷“第一夫人”，伊娃·庇隆(Eva Perón)曾脚穿高跟鞋为比赛开球。

　　文章指出，将民粹主义政治与足球结合的并非只有拉美国家。过去20年叱咤意大利政坛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以足球场上的一句口号来命名他的政党，另外他还是AC米兰(AC Milan)的老板。但说到政治与足球的结合，没有哪里像拉美这样普遍。

　　莫拉莱斯利用足球捍卫民族自豪感，他在玻利维亚的高海拔地区踢比赛，以抗议国际足联(FIFA)因医学原因禁止在该地区举行足球比赛的计划。他与盟友和政敌举行足球比赛，为自己的政治故事增添了戏剧化的色彩。据说，在代表所属党派“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ovement Towards Socialism)与反对党“无畏党”(Movement Without Fear)踢比赛时，他用膝盖顶了对方一名后卫的下体——结果被罚下场的是他的保镖。

　　莫拉莱斯或许称得上是“中场绞肉机”，但从历史角度看，他的举动算不了什么。上世纪50年代，哥伦比亚政府为全明星联赛提供补贴，希望它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席卷全国的内战身上转移开。墨西哥革命制度党(Mexican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为了巩固自己长达几十年的统治，控制了墨西哥城最大的球队——美洲俱乐部(Club América)。1970年世界杯(World Cup)后，巴西军政府直接控制了国家队，在公告牌上贝利(Pelé)飞翔的身影旁边涂上了自己的口号。

　　文章称足球在拉美的文化影响力经久不衰，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时机有关。足球运动真正开始成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当时，在新兴工业城市，足球的受欢迎程度已足以使它走向职业化；文化的丰富程度已足以创造出一种将体育、舞蹈和音乐结合起来的公共娱乐文化；球员的水平已足以在奥运会和早期的世界杯上惊艳世人。

　　与此同时，政治精英试图重新构思他们的国家。为了与以往的殖民地历史形成对比，他们试图将本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城市化、受欢迎的国家——事实证明，足球能帮他们向这个目标迈进。在巴西，热图利奥·瓦尔加斯(Getúlio Vargas)总统以体育场为讲话平台来向大众宣布新劳动法。在阿根廷，胡安蜠虞(Juan Perón)总统兼任国家体育局长，他的形象还出现在写有“庇隆：第一运动员”的海报上。

　　这种深深蕴含历史意味与文化意义的现象至今仍在为足球政治赋予活力，无论这种足球政治是莫拉莱斯民粹主义摆出的小小的民族主义姿态，还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这样全球瞩目的盛事。但是，英雄民族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正如过去一年本届世界杯东道国巴西发生大范围抗议所证明的那样，公众如今的受教育程度之高、组织能力之强、怀疑心之重，已使他们不可能接受过去的那种“忽悠”——即足球和荣耀貌似可以代替医疗和良好治理。

　　如果足球民粹主义想延续它在拉美的生命力，就必须脱离“名人政治”和民族主义，转而关注国内足球的糟糕现状。巴西国内足球深受暴力之苦，过去25年有超过200人因足球而丧生；每年输出的职业球员多达1000名，降低了国内赛事的质量；各个级别的比赛都受到无能且严重腐败的管理者的毒害。拉美各国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我祝愿莫拉莱斯的职业生涯一帆风顺。我很高兴看到一种运动、一种玩的方式仍然能够定义我们的身份。但政治人物是时候停止利用足球和开始改革这项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