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政客：澳海外参战不为国家利益 只因莫名恐华

　　据澳大利亚新快网9月25日消息，澳前联邦工党领袖黎敦(Mark Latham)在25日出版的《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无论是出兵越南还是这一次又参与伊拉克战事，这些战争都和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参战是源于对中国的恐惧，而这种所谓的恐惧是“荒谬的”。

　　他在文中指出，澳大利亚50年来的国防政策都是围绕着对“中国入侵”的疑虑。黎敦认为，历届联盟党政府不仅仅成功地利用了“冷战癔症”，而且也利用了澳大利亚人最基本的感受，即对澳在亚洲所处位置的担忧，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人口稀少且主要为白种人的国家，却处于地球上“黄种人成群”的地区的底部。

　　黎敦称，澳大利亚在讨论需要与土著人和解之际，他更担心的是澳没有与中国和解，也未能自信而开放地接受这个亚洲天然超级大国。

　　黎敦指出，和其他大国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向外领土扩张的历史，只是对世界秉承着自视为“中土之国”的观点，即希望其他国家尊重自己的地位，但却无意统治其邻国。黎敦认为，澳洲在国际视野方面最大的缺陷就是错误解读中国。在澳建国伊始，就因为反对输入中国劳工而留下了耻辱的“白澳”印记，后来又卷入越战令年轻人枉送生命。他觉得即便是左翼的工党政府也未能对“中国综合症”免疫，1995年时任总理的基廷(Paul Keating)就曾与印尼苏哈托政府仓促签署国防协议，“在中国对澳造成威胁的情况下”，希望印尼成为战略缓冲。

　　在陆克文和吉拉德执政时期，国防规划也是围绕着“中国入侵”来制定的，而且工党还同意美国永久在达尔文轮防。而在阿博特执政后，澳再次打破了“远离中东泥潭”的黄金定律，而这也是“中国综合症”的产物。黎敦认为，导致阿博特让澳再次卷入伊拉克战争的“离奇逻辑”是出于“对中国的偏执狂”。

　　黎敦在文末还批评阿博特罔顾过去的历史教训，对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