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日本人频获诺贝尔奖 孩子以科学家为偶像

　　10月7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了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随即，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这三个日本人的名字再次让东瀛岛国因诺贝尔奖而感到无比荣耀。至此，共有22名日本人被载入诺贝尔奖的史册，其中10人获得物理学奖、7人获得化学奖、2人获得医学和生理学奖，这无疑彰显出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领先全球、傲视亚洲的雄厚实力。

　　连日来，不仅日本各大媒体不遗余力地对三位新晋诺奖得主的事迹和成就进行深入挖掘和详细报道，“日本人缘何能够频频斩获诺贝尔奖”也成了世界各国媒体热议的话题。在连篇累牍的报道和分析文章之中，几个不太为人注目的细节也许能够为人们解开日本的“诺贝尔奖大国之谜”提供一些独到的视角和启示。

　　以科学家为偶像的孩子们

　　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名城大学教授赤崎勇特别提到了1949年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事。他说，那一年他刚刚进入大学，这件事在他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因此他暗下决心，“自己也一定要干出一番新的事业来”。

　　的确，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汤川秀树的故事激励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青少年，让他们乐于投身到艰苦卓绝的科研事业中。时年20岁的赤崎勇正是其中的一位。

　　据统计，在2000年以来获得诺贝尔奖的14位日本科学家中，有10位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汤川秀树荣获诺贝尔奖的1949年，他们要么是初出茅庐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要么还是对科学世界充满好奇的孩童。汤川秀树如同火苗一般点燃了他们挑战科学领域难题的斗志和激情，同时也成为他们一生治学的精神榜样。

　　时至今日，在日本的书店、图书馆里仍随处可见面向青少年介绍汤川秀树等科学巨匠事迹的图书、传记和画册。在日本社会，大学教授、科研人员的职业威望和社会地位远高于企业高管、政府官员以及演艺人员。就连日本当前流通的千元纸币上所印的头像也是日本著名的生物学家、细菌学家野口英世。在全社会信仰科学、尊崇科学家的风气和氛围中，伟大科学家的故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被反复颂扬，进而潜移默化地成为无数日本青少年终生景仰和崇拜的偶像。

　　走“孤高之道”

　　此番再添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后，日本媒体做出了这样的评论：所谓科学研究，所走的道路大体不外乎有两条，要么是与众多优秀选手在万众瞩目的“竞技跑道”上你追我赶，展开激烈竞争；要么则是在没有看客甚至也没有对手的“孤高之道”上，让自己的思想信马由缰地独自前行。

　　1981年，在半导体国际学会上，赤崎勇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当时，整个会场没有产生任何反响，甚至没有一个人有兴趣就该研究成果向赤崎勇发出提问。这位如今的诺贝尔奖得主这样描述了自己当年的落寞：“我孤身一人，在荒野前行。”显然，他当年所走的正是一条无人关注也无人喝彩的“孤高之道”。

　　但幸运的是，当赤崎勇等人在这条“孤高之道”上艰难前行之时，恰好赶上了日本科学技术预算直线上涨的黄金时代。二战结束后，日本开始奉行“科技立国”之策，在科学研究领域投入之大可谓世所罕见。有数据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用于科学技术的预算以年均10%至20%的速率急速增加。直至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科研经费仍始终保持着直线攀升的态势。

　　充足的经费使得当时的各项科学研究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尤其是大量十年、二十年后才有可能结出成果的中长期基础科学研究项目。正是得益于此，在攻克当时被公认为“20世纪内不可能完成之任务”的蓝光LED这一科学难题的过程中，赤崎勇等人才能够坚持下来并最终取得成功。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长期低迷，日本用于科学技术领域的相关预算也被迫停止了增长势头。与此相应的是，目前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较2003年的巅峰时期减少了15%。如果以截至2012年的3年平均值来计算，日本科研人员署名的科技论文发表量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占比率已经由20年前的7.8%下降至5.4%。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13年4月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在面向1500名一线科研人员所进行的调查中，与2001年的统计结果相比，愿意进行“长期研究”和“开创全新领域之挑战性研究”的人数出现减少，而希望“在短期内能够获得成果”和追逐“眼前流行之研究趋势”的人数则有所增加。

　　为此，当举国上下还沉浸于当下的喜悦和荣耀之时，日本众多有识之士以大和民族独有的忧患意识，向日本政府和全社会提出了告诫：日本今天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吃的是20世纪数十年巨额科技投入的“老本”。反观赤崎勇等人所走的“孤高之道”，在当前日趋浮躁和短视的科研环境中，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希望人们能够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在科学研究领域多一些宽容和耐心，让那些仍独行在“孤高之道”上的科学勇士能够得以坚持直至取得最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