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西方公民不满国内政治体制加入伊斯兰国

　　在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中，最令人胆寒的，也许是如此之多的西方国家公民加入其中，成为人肉炸弹和参与斩首处决人质的行动。为什么数以百计的穆斯林——其中许多受过教育、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离开舒适的西方民主国家加入这个残忍、野蛮的运动？什么导致年轻男女容易受到极端主义伊斯兰信息的影响？

　　《联合早报》12月18日转载《评论汇编》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的文章称，弗洛伊德在目睹20世纪30年代纳粹的崛起时，描绘了极权领袖危险的号召力，和他们的追随者将自己完全交给一种意识形态或组织时所体验到的自我膨胀。对这些追随者来说，自由在心理上是一种带来负担的情况。弗洛伊德的门徒之一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急切地想逃离自由选择的压力——并因此接受严苛的信仰或遵从一致的规范——对于那些尚未充分发展自主认同感或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说，更具吸引力。

　　西方圣战者叛离的现代民主国家，让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很难想象还有哪种形式的政治社群，对成员的忠诚要求如此之少，也没有太多必须遵守的共同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生活的几乎每一方面——道德、礼节、性行为、家庭结构、职业和宗教信仰——西方人基本上都有随心所欲的自由。

　　这似乎是令人十分渴望的状态，有利于建立美好生活。但在过去数十年，西方民主国家经历了显著的身份危机，这显示在它们不愿意宣扬伦理原则，或在国际舞台上推进民主价值。

　　在国内，对政治体制的疏离感普遍存在。一些人的不满日益激进，特别是年轻人。心理不健全的情况也日益普遍，包括厌食、肥胖、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和抑郁症等，人们服用的精神药物因此大增。

　　这些症状和综合症不能单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因为它们在中产阶级与穷人间一样广泛存在。然而，西方不受束缚的自由和宽容放任，有可能不能为一些人提供建立身份认同所需要的心理架构，而他们需要这身份认同来帮助应对个人选择的要求和压力。

　　我们从与他人的关系形成自身的身份认同。文化、观念和期望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观，为我们提供心理和道德方向。在当今开放的多元文化社会中，我们需要一直做出选择，不管是琐碎的问题(应该买哪个牌子的牙膏？)还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哪里寻找生命的目标和意义？)。但是，没有共同的文化规范来提供做出决定的基础——像如何实现美好生活或决定人生的方向等——我们要如何区分好选择与坏选择？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人选择皈依狂热伊斯兰意识形态，是一个更广泛现象的极端体现。伊斯兰国组织冷酷严格的教义，让其追随者不再需要面对自主思考和选择所带来的困惑负担。弗洛姆的说法也还是有其道理：一些西方人皈依伊斯兰国这样的恶毒组织，也是因为对社会不满而选择逃离自由。

　　一些圣战者的言论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治疗抑郁的良方就是圣战，”一名被招募的西方人在伊斯兰国组织视频中如是说。“感受我们正在感受的光荣。感受我们正在感受的幸福。”

　　另一人明确地表示：“拒绝民主”。对民主的厌倦为极端化制造了条件，而极端伊斯兰运动十分了解如何加以利用。

　　极端主义的诱人召唤，是不可能通过吁请欧洲清真寺中的原教旨伊斯兰导师停止灌输年轻穆斯林男性极端思想来应对的。要对抗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吸引力，需要更强大的民主文化及其基本价值观——并在政治上更有力的肯定这些价值观。

　　民主社会要对抗狂热运动及其领袖的魅力，需要的是更多的信心和坚定的理念，而不是漠不关心的容忍。只有对民主的重新承诺，才能扭转正在损害西方社会的普遍的不满和疏离感。伊斯兰国圣战者只不过是西方社会面对的最让人不安、最危险综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