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中国外交的同龄人。新中国外交60年贯穿始终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目标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20世纪后半叶新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1世纪初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战略目标是“和谐共处”与“合作共赢”。

　　60年来，新中国外交有很多理念是可圈可点的，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全世界所称颂。如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求同存异”政策；60年代在边界问题上“互谅互让”方针以及“退避三舍，先礼后兵”政策；在同敌对势力斗争方面，遵循“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坚持“绝不吞下这颗(敌对势力给的)苦果”的立场，“不怕鬼，不信邪”；等等。

　　我最想谈的，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理念。

　　首先，“和谐世界”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性。

　　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次年7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集体会晤时，他又高屋建瓴，提出要“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并指出，这是人类“崇高目标”，“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理想，应该倡导“互尊互鉴”和“开放包容精神”。这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在新形势下的适时反映，是历史的总结和对世界前景的展望和追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人民渴望和平、安宁和发展，期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但冷战思维并未随冷战结束而消失；霸权主义也没有因为另一个霸权国家的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军火商唯恐天下不乱。“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主权”、“新干涉主义”、“单极稳定论”以及“中国威胁论”等一系列谬论也风起云涌，形成一股时隐时现、不断涌动的逆流。

　　正因为如此，199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的问题，说“这是我们这一代领导人必须认真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历史注定我们要承担这样的责任。此前，他还多次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他说的是“时代主题”，不是“时代主流”。“主流”是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主题”是待解决、需要争取解决的，是新千年面临的历史使命。

　　进入21世纪，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随之而来的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可见，这个世界仍很不太平，并不和谐。胡锦涛主席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和战略，正是回答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问题，回应时代的呼唤，是21世纪一面新的旗帜，客观上有利于争取和调动国际上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而奋斗。

　　其次，“和谐世界”理念是对“和平共处”适时的继承和发展。

　　50多年前，当周恩来同尼赫鲁和吴努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他们共同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那是一个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一方面社会主义在全球方兴未艾，另一方面冷战已拉开序幕，对立的军事集团迅速形成。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很强的针对性，是那个时代的需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反对干涉内政；对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对推动不结盟运动、促进平等互利合作等很多方面，都发挥了历史性作用，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构建和谐世界的核心是“和谐共处”。“和谐共处”相对于“和平共处”，是“更上一层楼”。它是“和平共处”的继承和发展。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和平共处”都仍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石。

　　时代的主题赋予“和谐共处”更多新的内涵。构建和谐世界，不仅要求维护和平，实现“和平共处”，而且要超越和平，促进和睦、合作和共同繁荣，实现“和谐共处”。

　　最后，“和谐世界”理念需要我们潜心探索、追求，知难而上。

　　人类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美好的理想或主观愿望，诸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等。但是，俱往矣，谱壮丽诗篇，还看今朝。

　　构建和谐世界并非权宜之计或功利主义，也不是一种让人可以“立地成佛”的主张。它绝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完成的，需要世世代代的人们潜心探索和艰苦奋斗，其间充满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矛盾和斗争。

　　人类生活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一枝独秀”固然值得羡慕和骄傲，但“孤芳自赏”毕竟不讨人喜欢。一枝花或几枝花，也许有点春意，但毕竟不是完美的春天。人类社会需要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一个万紫千红和阳光绚烂的春天，一个自由、和谐的春天。

　　外交笔会 王嵎生

　　(编辑：周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