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全球化、多极化、全球竞争、国际秩序改革、国际安全和软实力等多个领域

　　文/陈向阳

　　未来五年，恰逢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期，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加快，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区域化联动并进，综合国力竞争更趋激烈。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紧密互动，中国的机遇与挑战交织并存，须改进强化战略运筹，顺势推进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

　　经济全球化在调整中深化

　　世界经济经历结构性深层调整，全球化驱动力转移。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迈出实质步伐，国际资本监管加强，新兴发展中大国金融话语权增大。国际货币结构多元化有所进展，美元中心地位削弱。主要经济体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世界经济结构失衡有所缓解。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提速升级，欧盟、北美、东亚“三足鼎立”。西方发达国家财政刺激政策遗留问题成堆、经济转轨艰难，致使世界经济短期内难再高速增长。西方保护主义上升，针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贸摩擦与挤压增多。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率先复苏，成为引领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的重要引擎。新兴大国对外贸易与投资不断扩大，渐成经济全球化主要“推手”。

　　新技术与新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命科学与信息新技术得以大规模开发应用，驱动以绿色、智能化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开辟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环保经济”、“网络经济”渐成主流，谋求长远与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各国战略目标。

　　竞争领域更宽更高更深

　　传统能源资源竞争加剧。石油与天然气供求矛盾加剧，各方围绕能源资源供应、运输、定价等激烈博弈。人口增长、极端气候、生物能源热与国际投机等共同引发粮食危机，加剧耕地资源争夺与新“圈地运动”。气候变暖加剧全球淡水资源匮乏，水资源争夺激烈。

　　各方围绕新技术与新产业主导权展开激烈角逐。美欧日重点投资前沿绿色科技，抢占“绿色经济”与“智能经济”制高点。西方发达国家大举推进科技与产业创新，极力主导产业新标准与市场新规则的制定，力图“再造”经济新优势，在新一轮产业分工中占据高端。

　　太空、海洋、网络成为国际竞争三大“战略平台”。太空竞赛持续升温、呈现多“梯队”追赶局面，美、欧、俄仍居“第一梯队”；太空开发着眼军民两用，“军事化”程度不断提高，“武器化”暗流汹涌，美、俄围绕反导系统继续展开“盾”、“矛”攻防。“海洋政治”日益突出，海权争夺白热化，从南极大陆到北冰洋，从印度洋到太平洋，围绕海区划分、海洋油气矿产与渔业资源、海上通道、海上战略打击力量建设等，各方激烈较量，美国极力维持“海洋霸权”，多个国家大力推进海军“升级换代”。网络空间争夺愈演愈烈，多个国家出台网络安全战略，美国设立网络协调官、成立网络司令部、频繁演练网络攻防战，借口“网络自由”对外渗透，极力强化网络霸权。

　　多极化获阶段性突破

　　世界战略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经历重大深刻演变，美国“一超”优势明显减少，“多强”整体实力加大、数目增多、排序生变、中国进一步靠前，多极化加速推进。受金融危机冲击、霸权扩张过度与“反恐”旷日持久共同作用，加之财政赤字与债务庞大，美国内外交困，难再完全主导国际事务，力求“变革”重振；欧盟忙于“消化”扩容与内部整合，在核心议题上推进一体化难度增大；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政党相互掣肘、外交在“联美”与“入亚”之间摇摆，影响力下降；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群雄并起”，战略分量稳步增大。

　　大国关系合作与竞争复杂交织。大国共同利益更加凸显，相互依存加深，和平与发展竞争成为大国竞争主导面，大国关系更趋平等。全球性问题成为制约大国竞争的“刹车”与增进大国合作的“油门”，大国协调共管加强。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相互借重增加，彼此双边多边对话合作机制不断发展，中美关系更具影响力。

　　国际秩序全面深刻变革

　　国际权力结构更加分散。一是从西方主导转向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分享，西方大国的体系主导权削弱，体系的“非西方色彩”增加；二是从国家行为体朝非国家行为体扩散，体系行为体趋于多元化，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际互联网影响力扩大，民族国家及其政府的中心作用有所削弱。

　　国际组织与多边机制改革加快、作用增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压力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扩股”，发展中大国份额增加，八国集团式微，二十国集团迈向机制化，北约加快全球化转型，以中俄印与“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对话协调机制壮大，多边机制创新加快、更趋灵活。

　　全球治理升温、主导权竞争加剧。各种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通过多边合作协调应对、针对不同议题加以“专业治理”成为潮流，金融监管、气候变化、能源保障、军备控制、公共卫生、海洋通道、太空开发、网络安全等功能领域全球治理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全球治理新秩序复杂博弈。

　　传统国际关系准则酝酿重大调整。国家主权原则仍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石，但受到“保护的责任”、“负责任的主权”、“国际人权保护”等挑战，一国主权面临主动让渡或被动侵蚀。内政与外交界限趋于模糊，“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挤压，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良政”与“善治”压力。

　　国际安全环境复杂多变

　　大国军事竞争高位运行。各国均高度重视军备建设，全球军费开支水涨船高。美国发布《国家情报战略》《四年防务评估》等，强调在反恐防扩散与防范中、俄崛起之间取得“平衡”，继续推进反导、外空武器、信息战等，强化军事霸权；俄罗斯发布《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与《新军事学说》，推进军备升级与军事改革，确保边界安全与资源获取；欧盟大国加大军事投入，加快防务一体化；印度与日本大力开发采购先进武器，着力提升海、空、天战略投送与远程打击能力。

　　地缘角逐加剧、地区“热点”延宕。世界地缘政治经济重心加快“东移”，亚洲成为地缘角逐“主磁场”。美国以西亚、南亚为重点，藉“反恐”、“防扩散”推进地缘利益，意欲“消化”伊拉克、“搞定”阿富汗、“摆平”巴基斯坦、“困住”伊朗，控制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同时，美国加大介入东亚，强化军事同盟与调整军力部署，防范中国崛起；俄罗斯竭力捍卫独联体，与美围绕北约东扩、南高加索、中亚反复较量；欧盟“东扩”与“南下”并举，日本重点“经营”东南亚，印度“坐大”南亚与印度洋。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等地区“热点”充满变数。

　　核裁军转机与防扩散危机并存。美俄有望达成较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新协议，继续维持核武“两极”格局。美国一面调整核战略与强化核威慑，一面“忽悠”“无核武世界”，举办核安全峰会，抢占道义制高点；防扩散形势更趋严峻，“朝核”折腾、“伊核”斗法、印度提升核战力、巴基斯坦核武库面临恐怖组织觊觎，地下核走私网络与核恐怖主义威胁增大，美国推行防扩散双重标准与全球核能大发展加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困境。

　　非传统安全威胁更显紧迫、战略地位进一步上升。金融与经济安全形势复杂，国际恐怖主义继续蔓延为患，海盗肆虐重要海上通道，新型重大疫情频发，信息网络安全脆弱，极端气候与重大自然灾害防不胜防，世界人口即将在2011年超过70亿，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成为维护国家与国际安全的重要内容。

　　世界软实力竞争此消彼长

　　非西方发展模式走强。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与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困境重挫西方“市场万能”、“民主”、“自由”、“人权”等强势价值体系，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制度优越感下降，被迫集体反思调整，对内强化国家干预，对外弱化“民主改造”。中国、印度、巴西等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交相辉映、影响上升。

　　非西方文明重焕活力。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持续与无度扩张，但金融与价值观双重危机使其受挫。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文明、伊斯兰文明、拉美文明等众多非西方文明伴随各自经济崛起而走向复兴，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动摇，其鼓吹的“西方标准”与“普世价值”影响下降，中国“和而不同”、“相互包容”与“互利共赢”的“和谐世界”理念前景更加广阔。(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