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常被国外媒体拿来和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那么,中国在这波金融动荡中能否有所作为,化“危”为“机”呢?在这方面,大萧条时期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当时,有一个大国不仅没陷入危机,反而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这就是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1.西方闹危机,苏联获良机
1921年,俄国终于结束了长达7年的一战和内战。到1926年,在“新经济政策”推行5年之后,工农业产量已经达到1914年一战以前的水平。1928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各国的时候,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前期。西方的经济危机,恰恰成了苏联大国崛起的良机。
当时的苏联采取了下面的对外经济政策:
第一,引进技术。
1929年,苏联同西方专家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已达70多个项目,涉及冶金、工业机械、金属加工、燃料动力、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农业机械、农业灌溉工程、汽车、轮船和飞机制造等多个重要经济部门。截至1931年,苏联接受技术援助的项目增加到124个,总值为8300万卢布(当时,1卢布约合0.5美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尤其是在钢铁、机械、燃料动力、化工、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等新的工业部门,许多是利用西方先进设备技术,甚至是在外国专家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据美国人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年)》一书介绍,斯大林曾说,“在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也大多是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技术援助下建立的。”
第二,大量进口机器。
这个时期,苏联成为世界市场上机器的最大买主。1931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50%是卖给苏联。1929 ~1930年,英国机器出口总量的70%是销往苏联,到1932年这个数字为90%。1931年,世界机器出口总量的 30%是销往苏联,193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在苏联的进口总额中,1929年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了30.1%, 1932年则高达55.7%。1929~1932年,苏联进口机器设备的资金总计60.1亿卢布。
第三,重视“智力进口”。
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技术人员,他们被招聘到苏联工作。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达1919 人,技术人员10655人,分别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同时,苏联也通过“技术援助协定”等渠道,派遣人员出国学习。1929~1933年,仅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往国外学习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就达2000人。
第四,吸引国外贷款。
1929年之前,西方大国都不愿贷款给苏联,即使贷款也附有苛刻的条件。但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苏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1929~1931年,苏联先后从德国、奥地利、英国、意大利、美国、芬兰、日本、挪威、瑞典、丹麦、比利时、法国等十几个国家的私人银行获得贷款,到1933年底,苏联获得的贷款总计已达14亿卢布。
第五,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提出合作共赢的建议。
1933年6月,苏联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提出一项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计划,建议西方国家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以保证苏联正常出口,苏联则准备在短期内向国外提供总值约为10亿美元的订单,并可能在近期内购买1亿美元的有色金属,2亿美元的黑色金属,约1亿美元的纺织品、皮革原料和橡胶,约4亿美元的设备和5000万美元的消费品。这些建议,既有利于苏联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西方国家缓解危机,应该说展现了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2.错误政策导致乌克兰大饥荒
大萧条时期,苏联的一些经济政策也有争议:
第一,加强对外汇和关税的管理,构建经济安全的“防火墙”。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一度允许有限的私人外汇业务,1930年则实行了对外贸、外汇、关税在国家垄断下进行严格管制的制度,完全取缔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所的一切活动。这一临时性措施在当时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向苏联本土扩散,但在国际经济危机结束后,特别是在二战后没有放宽,反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重要特征。这些稳定经济秩序的积极措施,最终转变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第二,逐步取消租让制度,赎买外资企业。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曾鼓励外资以租让企业的形式在苏联存在。1930年,苏联颁布了废除租让制的法令。在大萧条期间,苏联利用外资的方式,逐渐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变为向国外借贷和有偿技术引进为主。但借外债需要支付利息,容易造成偿还压力;有偿技术引进的效果,往往不如开办合资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直接学习。苏联日益孤立于发达国家扩大相互投资的潮流之外,长远来看阻碍了经济发展。
第三,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却扩大出口。
斯大林当时判断,下一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因此,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在10~15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为此不惜忍受暂时的艰苦生活。苏联为了加速工业化,不得不依靠农产品和原料出口来换取外汇,以支付机器设备等进口费用。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和原料价格都暴跌,苏联却扩大出口,因此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特别可怕的是,苏联扩大农产品出口时,国内农产品大幅减产。而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需要供养的城镇人口却大量增长。
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粮食、肉、奶的供应都严重短缺,不得不开始凭证供应。这样,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一些地区有所下降,乌克兰甚至出现大饥荒。乌克兰在20世纪90年代独立后,议会通过了“以反人类罪谴责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在乌克兰政策”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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