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无辜公民为何屡屡被错抓

　　化解林贝欣案并不难，在刑事侦查中增加查实身份证的程序等，在证据环节上导入一定的身份审查义务，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设定更为慎重的程序规范，就完全可能避免此类错抓。

　　在广州打工的林贝欣从未出过省，却被浙江义乌警方作为匪首通缉，失去人身自由12天。警方承认抓错人并正式道歉，删除了通缉信息。林贝欣的遭遇不是第一起，之前有黑龙江男子在家被通缉，海南学子遭广东警方错拘5天，安徽小伙丢身份证成“逃犯”。

　　因为身份证被盗或丢失而成为“逃犯”，或是因为同名同身份证号而被当成“通缉犯”，无辜者阴差阳错地陷入国家追诉的恐惧之中，这实在是法治社会的反讽。

　　正常的法治能够容忍刑事追诉的一时疏漏，但不应宽恕某种屡屡出现的执法错误。遗憾的是，此前诸多被媒体曝光的类似个案，未能引起刑事执法上的应有反应，弥补制度缺陷，这次的林贝欣案不知能否警醒世人亡羊补牢？

　　在法律上，身份证只是证明个人身份的有效证件，是公民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一种凭证，其在刑事执法上并不具备多么神奇的证据功效。法律也只能要求公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为表面化的身份证负责，更无需替那些盗用身份证的人背黑锅。对此，公安部曾明确表示，公民丢失身份证后，无需办理挂失和登报声明。一旦被他人冒用，冒用者及审查部门应担责，而丢失证件者则无责。

　　因此，刑事执法就不能单凭身份证来草率地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尤其是需要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更应尽到核查义务，以防止错抓错捕。然而现实中，由于现行法律对刑事侦查行为的规范并不十分完善，相关身份审查义务缺失，使得公安机关在办案时往往是“认身份证不认人”，发生错误的追诉在所难免。

　　刑事追诉若发生错误，不仅使真凶逍遥法外，更让无辜者身陷恐惧。而要让无辜者免予被错抓，根本上需要附加刑事执法机关更多的程序性义务。以通缉为例，其作为通令缉拿应当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归案的一种侦查行为，对被通缉者会产生深刻的利益影响，但立法只规定了通缉令的发布部门、对象以及形式等，对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核实未做任何要求；同样，《刑事诉讼法》也未对刑事拘留作出实质性身份审查规定。更要命的是，对于此类刑事侦查行为，立法也没有赋予侦查对象必要的救济机制。

　　其实，化解林贝欣案并不难，在刑事侦查中增加查实身份证的程序等，在证据环节上导入一定的身份审查义务，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设定更为慎重的程序规范，将侦查行为确立在具有“关联性、必要性、可能性”的一定量证据基础上，就完全可能避免此类错抓。如果不能从执法程序尤其是侦查行为的规范上进行完善，那么一张身份证将很可能成为公民的一种累赘，让更多的无辜者遭遇惶恐。(特约评论员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