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发展风险须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维护社会正义

　　既要不断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牢物质基础，又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坚持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权益？如何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凝聚发展的共识与合力？

　　针对这些问题，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29日第23次集体学习上，将主题锁定在“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上。

　　“中央高度重视应对社会风险，高度重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体现了对现状清醒深刻的认识。”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必然要面临众多社会风险，这是一个规律。但是各个国家面临的风险特征、类型可能不太一样。比如，发达国家面临的诸多社会风险中，环境生态、种族问题、恐怖活动等更受关注。而中国当前关注的社会风险，更多是源于由各种利益诉求引发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些矛盾问题和不满情绪极易被无限放大，可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破坏力，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严重冲击。

　　来自高层的信息强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看来，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带来的。对于执政党以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是治国理政的关键问题。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研判，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中央要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其重点在于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多策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管理创新持续推进

　　当前，我国社会事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社会管理仍存不少薄弱环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新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各种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不断增多，这既促进了经济发展，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也必然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因此，针对现实情况的变化，“创新社会管理”，在不同场合多次受到中央强调。

　　房宁认为，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为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也应看到，新时期下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也恰恰与快速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有关。因此，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这在当下具有特别现实而紧迫的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分析说，全会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表明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注重补足社会建设的“短板”问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形成成熟的公共生活领域，最终完成由政府管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型。

　　针对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近来中央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管理与服务并举，将流动人口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网络虚拟社会建设防控、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等作为重点。按照新的部署，下一阶段，各级党委政府需将社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力求尽快弥补一些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

　　例如，解决好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问题。互联网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并用，明确电信运营企业、用户的法律责任，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遏制网络消极影响。

　　再如，解决好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问题。应以城中村、城乡接合部为重点，整治先行、服务到位、管理落实，把这些地方纳入城乡规划，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环境，健全基层组织，延伸公共服务，努力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环境改善、安全和谐的地方。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建议，除了具体的社会管理举措的创新，改变社会管理现状的另一个渠道，是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来，这可大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

　　化解矛盾多策并举

　　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自高层的判断指出，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实现13亿人民共同富裕，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从近年来高位运行的信访总量、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不难看出，这些信访和群体性事件背后反映的大多是因利益诉求而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吴忠民分析，中国当前处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主要源于利益结构调整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社会矛盾，包括贫富差距问题、既得利益群体问题等。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的发展很难顺利地持续下去。

　　比如，劳资矛盾或将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原因很简单，其一，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劳动者人数将不断增多，劳资关系的覆盖面将会越来越大；其二，当前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明显不足，比如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低、三险不全等。人数众多、保障不足，劳动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矛盾自然会越来越凸显。

　　在吴忠民看来，类似于劳资矛盾，中国已经积累了不少社会问题，因此，当前一方面要积极解决现有的已经积累的矛盾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主要矛盾来自哪些方面要有一个大致把握，应该有前瞻性对策性的政策出台。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高层的思路是，不断深化改革、推进科学发展，更多地用教育疏导、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来化解社会矛盾。

　　按照有关部署，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一要抓源头。其核心，是要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要把发展成果更多地落实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绝不能侵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

　　具体要求是，作决策、上项目，不仅要进行经济效益评估，看要不要干，而且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看能不能干。在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领域，不能光算经济账，要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严格依法办事，防止在决策、审批等前端环节因工作不当产生社会矛盾。对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好事要办，但不能草率决策、简单蛮干。

　　二要清积案。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执行积案，各级政法机关将因案施策，多措并举，制定疏通“出口”的政策；对大量尚未形成上访的矛盾问题，也要尽快化解，避免积累激化。

　　三要建机制。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深入开展社会矛盾“大排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把劳动争议、医疗纠纷、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专业性调解仲裁组织建设好，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力量调动好，形成依靠基层党政组织、行业管理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共同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四要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重心在基层，乡镇(街道)要由党(工)委副书记牵头，把政法、综治、维稳、信访等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形成综合治理的大平台，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高度关注公平正义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的为争得一分公平甚至比争得一分利益还执著。

　　竹立家指出，虽然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对此着墨不多，但会议精神中多处贯穿着进一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这表明党中央已充分地认识到，公平正义深刻反映和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和谐社会所应具备的重要内涵和特征。

　　受访权威专家指出，政法机关是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在当前，司法不公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社会问题之一。人民群众对司法不严格、不公正，意见较多、反映较大。特别是在开放、透明、信息化条件下，政法机关的执法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不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要求的执法方式、执法行为很容易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执法不公不廉很容易引起民怨甚至激起民愤。

　　近年来，政法机关的基础设施、办公条件等“硬件”有了明显改善。按照中央要求，当前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到改进“软件”上来，着力解决制约公正廉洁执法的突出问题，使执法能力、执法水平、执法公信力有一个质的提高。

　　公平正义的要求不仅限于司法公正。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建议，为了促进机会的平等，政府需要在三方面努力：第一，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的投入，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发展潜能；第二，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消除社会不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第三，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以防止与消除极端贫困。

　　吴忠民认为，各阶层间沟通相处的基本条件就是公平公正，社会真正实现了公平公正，对低收入者有利，对高收入者也有利。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

　　“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千头万绪，把民生做好，是根本所在”，吴忠民对本刊记者说，将民生问题解决好，人民的生存有了底线、尊严有了底线，就会对社会产生一种认同感，这是事关社会是否和谐的最基础问题。还应特别关注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社会是不是稳定，取决于未来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多大。如果占据压倒优势的话，社会就会比较稳定。”□《瞭望》新闻周刊 陈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