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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自治,官要学民也要学
市场化改革30年,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中国当下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性抉择:是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还是造就一种更强大的权力来包打天下?
这个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提出的问题,像一个十字路口,考验着执政党的选择。从9月29日的政治局学习会,到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我们似乎看到了执政党在此问题上的初步选项。在五中全会上,执政党宣称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在政治局学习会上,总书记胡锦涛更是明确要求“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健全民主制度,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能力.......”
观之现状,则有诸多亟需改进之处。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社会自治形式上是民间的,但实际上仍旧是官方的”。这一现象在当下的中国却有其合理性。也许只能像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宋贵伦所说,“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只能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向前推”。
在中国“卖萝卜”
七年的经历让袁天鹏们明白,在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的土壤,推行基层自治和民主得一步一步来,欲速则不达
本刊记者/王维博 刘贤 文/孙郁婷
10月14日,北京一家咖啡店里,袁天鹏斜靠在沙发背上,有些慵懒,他已很久没下基层了。
卖了七年的“萝卜”(罗伯特规则),袁天鹏感觉有些累。
2003年开始,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袁天鹏丢下计算机专业,一门心思推行在国外早已广泛采用的“罗伯特议事规则”。
在袁天鹏看来,中国基层自治试验20多年了,但很多人还不懂得开会,而“罗伯特议事规则”恰恰是教人怎样组织会议,使与会各方的意见和利益得到充分表达。
“说白了,就是教人如何开会讨论,甚至是如何‘吵架’”。袁天鹏说,很多人认为海选是真正的民主,但他认为“开好会才是民主自治的第一步”。
“推广罗伯特规则是我的事业。”袁天鹏说,他和他身边的人把这项事业叫“卖萝卜”。
从2008年开始,袁天鹏奔波各地,组织了多个民主训练班。但几年下来,罗伯特规则并没能在中国“遍地开花”。
2009年2月,成都市统筹委来找过袁天鹏,希望他去当地推行罗伯特规则。当一切准备好时,资金又成为最大的难题。最近,北京市一个部门有意愿想推销“萝卜”。但当袁天鹏准备好以后,对方又犹豫起来了。
更大的难题在于,袁天鹏的“事业”在各方眼中并不“落好”,“民主派觉得开会这种事‘太小’,当权派觉得你在制约他的权力,而普通村民却认为你的理论繁琐而不实用。”
南塘课堂
七年前,在从美国飞回中国的航班上,袁天鹏心中不止一次想象着自己在各种公众场合激动地“推萝卜”的场景。
自从1999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第一次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袁天鹏就对这本手册着迷了。这本写于140年前的“议事手册”,后来为美国社会广泛采用,在从国会听证、法庭辩论到公司股东会的各种大小场合里发挥作用。
回国后,袁天鹏与大部分海归一样选择创业,但他很快发现,合伙人之间经常会上一团和气,会下互相拆台,这令袁天鹏感到不解,曾任阿拉斯加大学学生议会议员的他干脆推开一切工作,翻译罗氏规则。
2008年,袁天鹏翻译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正式出版,袁当年成为世界权威议事规则研究机构NAP的第一名中国会员,开始利用各种场合推广这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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