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晚报:尊重“失足女”，功夫还在“称谓”外

　　11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刘绍武在公安部工作会议上表示，“以前叫卖淫女，现在可以叫失足妇女。特殊人群也需要尊重。”(12月12日《新京报》)

　　乍一看来，既然一个人都可以有大名小名，一个事物也同样可以有多个称谓，究竟怎么叫，似乎只要所指明确，便无伤大雅。不过，叫什么，怎么叫，看似小事，却迥然有异。具体而言，见到老年人，究竟叫人家“老头”，还是称人家“大爷”，怠慢与尊重其实不难分辨。

　　同样道理，对于娱乐场所的涉黄女子的称呼，也未尝不是社会文明程度甚至人权意识的反映。尽管在内地，连公安执法机关都对“卖淫女”这一称谓早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怪了，但是，在西方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这一群体则往往被称为“性工作者”，不同的称谓，背后的法制理念与人权意识，其实有着天壤之别。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卖淫女”改叫“失足妇女”的建议，显然不能仅仅被视作改个叫法，而更应看到执法部门理念的向善与意识的进步。

　　不可否认，卖淫的确令人不齿。不过，当被抓捕的小姐们不仅要被钉上“卖淫女”这根耻辱柱，更时常会被警方绳牵游街，甚至直接遭裸身拍照，媒体曝光时，其实已然超越了执法的必要，权力之下权利的渺小，倒是彰显无遗。而按理来说，她们同样是社会的公民，尽管她们干的行当的确并不光彩，但却并不影响她们的人格与人权。这样的人权，也并不能因为她们的卖淫行为而被剥夺和肆意践踏。更何况，即便我们对这些女子沦落于小姐的境地没有丝毫的怜悯之情，其实也并没有在道德上居高临下，在人格上肆意羞辱的权力。即便是退一万步，作为女性，卖淫女同样担当着母亲、妻子或是女儿的社会角色，就算是出于对女性最起码的尊重，羞辱卖淫女至少不该成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应有选项。

　　从这个角度来看，“卖淫女”改叫“失足妇女”，当然不难体悟出执法部门的善意初衷，但是，真正意义上对于这一群体的尊重，显然不能仅止于“称谓”的改头换面，而更应体现在人权理念与执法细节之中。　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