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无序“拆村”无异“卖肾整容”

　　12月25日,《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出炉,让深圳的“拆村运动”突然放缓了步伐。对此,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主任研究员李津逵称,城中村是维持深圳活力的要素,继续加速推进“拆村”可能让深圳陷入多重困境。(12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快刀斩乱麻”“一拆了之”,是不少地方对城中村的惯常做法。这固然快速解决了市容问题,却制造了严重的民生问题,更忽略了城中村在区域竞争中的制度价值。作为最早开始城中村改造拆迁的城市,深圳此次及时放缓“拆村步伐”,不仅有助于该市更为稳妥地规划城中村的未来命运,更提醒其他对城中村跃跃欲“拆”的地方政府:拆迁后立时可得的财政收入固然可观,但城中村的制度价值和民生效益也不容忽视。

　　作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廉租房区,城中村为城市中大批中低收入者提供了基本居住服务,减轻了政府所面临的公共住房供给压力,也为政府节省了大量基建开支。与此同时,城中村依靠房租收入向居住者提供的公共卫生和治安服务,也实际上是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强力补充。

　　更重要的是,城中村的居民大都是从事保洁、餐饮、物流等基础服务业的中低收入者,其实际上也构成了现代城市正常运行的基础。一旦城中村被拆迁,其中不少人将在城市中无法立足。如若他们大量离去,由此造成的用工缺口,短时间内无法轻易得到填补。即便个别人勉强留下,他们也会因更高的租金和更偏远的居所导致生活质量急剧下降。政府也必将因此面临更大的民生挑战。

　　事实上,国外城市改造的历史经验也充分说明了仓促拆迁城中村的巨大弊端。上世纪70年代印度政府对首都新德里进行全面环境改造,短时间内将所有低收入者聚居的贫民窟全部强制拆迁。新德里市容虽因此在短时间内大为改善,但全市的邮件投递、物资搬运乃至副食零售等行业却因从业人员被强制驱离,而几乎陷入瘫痪。更致命的是,因政府强拆而引发的民生抱怨和不满情绪,在社会中迅速扩散,最终导致了该届政府在此后的大选中黯然下台。在拉美等地部分国家上世纪的城市改造工程中,也不乏类似“杯具”。

　　有鉴于此,在城市改造过程中,不应盲目大兴“拆村”之举,而该不断加强对城中村的管理力度,逐步提升其公共服务水平。为了眼前的卖地收益而不惜强拆城中村的做法,几乎与“为整容而卖肾”无异。城中村固然可算是城市发展中留下的“伤疤”,但是这种“伤疤”却仍是城市活力的体现与来源。相比之下,反倒是某些城市规划中那高耸入云的大厦,更有可能成为城市败落的宏伟“墓碑”。(沈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