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雅腐”频出凸显制度化反腐紧迫

　　只有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和中央部署,加紧进行反腐制度建设,构建科学体系,织密反腐铁笼,加大查处力度,并规范权力运行,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才能堵住类似“雅腐”这些新型腐败,腐败分子才无机可乘

　　近几年,中央加大反腐肃贪力度,大力加强制度化反腐,加紧构建科学反腐体系,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像病菌抗药性一样,一些贪官的抗反腐伎俩也在“升级”,官员贪腐的花样不断出现新的变种,不仅有送名贵字画和艺术品的“雅贿”现象,还有一些可以称之为“雅腐”的行为,比如这些年蔚然成风的官员出书现象。

　　照理说,一些洞见不凡、有真才实学的官员按正当程序著书立说并非不可,这原本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在不正之风下,出书也异化成了某些官员隐蔽的敛财手段。这种“雅腐”的路径大同小异,构成要素一般都包括一个心存念想而且能滥用职权的官员,一个愿意与官员结成利益同盟的出版社,一个明显违背正常定价机制的价格,以及一群或主动巴结或被动消费的官场买书人……

　　一来二去,出书的官员赚得盆满钵满,而手段比直接收受财物更为高明。据媒体报道,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在落马前一直“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老年急症救治手册》、《百年FDA:美国药品监管法律框架》等多部著作,其中一本由他撰写的书籍售价竟然高达每本566元；原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也是贪官中著名的“文化人”,他在位时通过出书“挣”了3000多万元……在这份“学者型贪官”的名单上,还有四川省成都市原市委常委高勇、临汾市委原常委王月喜等人。

　　不过,除了可观的腐败收益,官员们热衷“雅腐”的另一个动机是谋求学识渊博的好名声。他们意欲以出书立传来告诉世人,自己不仅是一个雄韬伟略的领导干部,还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文人雅士,甚至不乏一些官员想借出书捞取政治资本。

　　在法治更为健全的国家,对公权力的监督机制较为成熟,官员的任何滥用权力的行为都比较容易被发现,并几乎都会受到严厉的责罚,即便是公车私用、公款消费这种早已被我们司空见惯的“小事”,都足以掀起一场问责风暴。相比之下,“问题官员”在我们这里过得要滋润许多,他们不仅可以肆无忌惮地动用公帑进行“三公消费”,还可以利用各种潜规则为自己的亲朋好友进行“定制招聘”,可以接受诸如兼任客座教授等形式谋求社会名誉,与直接的钱权交易相比,这些隐蔽的腐败方式能够规避监督风险,细水长流。

　　可以说,官场腐败裂变的速度超乎公众的想象,生活有多丰富,官员腐败的形式就有多丰富。究其因,在于我们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还不够科学完备,各种监督还不够严密有效,相关问责体制尚不健全,以至于官员所掌握的公权力总是能轻易地被滥用、私用。

　　“雅腐”案频出,凸显制度化反腐的紧迫性。好在,纪检部门已经对种种相对隐蔽的“雅腐”行为有了一定的认知,已经有专家建议将官员出书作为重大事项汇报,对官员的写作时间、版税、发行量等问题进行严格的登记审批。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建设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只有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和中央部署,加紧进行反腐制度建设,构建科学体系,织密反腐铁笼,加大查处力度,并规范权力运行,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才能堵住类似“雅腐”这些新型腐败,腐败分子才无机可乘。(易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