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权力失控系北京门头沟原副区长贪腐成因(2)

　　主持人：为什么？

　　王长江：就是因为我们的公共权力不受限制，这一点，不光是村官，就是后来我们看到他当了镇书记，乃至到当了副区长，这个权力的控制一直是一个大的缺陷。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依靠能人的，这个也没有错，因为毕竟还是能人能抓住机会。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你把权力交给他的时候，是不是交给他了，我们就不管了？是不是交到他手里之后，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让他使用？这不能产生任何误区。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它肯定是要走向腐败的。

　　主持人：我们今天下午对现任村主任进行了采访，通过他的一番讲述，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王教授的观点，我们不妨来听一下。

　　(播放短片)

　　记者：您上来以后，目前冯村的工作进展怎么样？您是不是也有压力？

　　陈广厚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村主任：难度相当大，压力也相当大。以前有很多事儿我不清楚，我处理起来，我必须得谨慎。从6月10日到现在，(我这里)基本成了信访处了，最多的时候能有将近50个人同时来，办公室盛不下，会议室我得接待，这不合理、那不合理。这么说吧，到年根儿了，到年底了，还有20天过年了，还有200多民工走不了，没有钱。这个住宅楼盖了四五年了，起不来，老百姓成天给我要楼。拆房的时候20几岁，现在30几岁，结婚证补了没有房，我怎么办？进门就跟我哭。

　　有位去世的老党员跟我说，他(闫永喜)毁就毁在一言堂上。

　　记者：怎么讲？

　　陈广厚：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就我说了算。

　　主持人：我们怎么看呢？因为村民在这个过程中，从不到一千块钱，到现在的三万块钱，说句不好听的话，也就是说，闫永喜他吃肉了，村民喝汤了，他们是满意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这种满意会不会限制村民对他的贪污等等行为进行监督？

　　王长江：当然村民心里是有感激之情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从心理上去说，他可能会认可你吃肉、我喝汤，要克服这样的现象，恐怕很重要的一点必须进行制度设计，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这样对权力制约的制度设计。恐怕最主要的还是有更多的人看着这个权力，权力怎么运行？我们说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什么叫“阳光下运行”？说穿了就是，跟这个权力的运行带来的利益有关的这些人，必须有权看着这个权力运行。但是这时候你的制度设计必须要跟上，制度设计跟上了，给村民留下了一个口，其中最先感觉到这一点的，他就会有一个平台来体现自己的这种监督。问题就是，这种平台我们通常是缺乏的。

　　主持人：所以我们看，对于检方的这些指控，闫永喜大都对自己进行了辩解。比如说，对于公诉人列举的很多犯罪事实，在闫永喜自己看来这是理所应当，顺其自然的事情。我们怎么去分析闫永喜的这种心态呢？我们的节目稍候继续。

　　(播放短片)

　　闫永喜：我没有思想意识说我要贪污、我要受贿，我也不想住那房，我也看不上眼，我跟您说，我自己住的是一个小别墅。

　　解说：这是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副区长闫永喜，昨天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面对检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三项指控时的辩解。

　　闫永喜：从我当官的那天开始，我就想为冯村的发展多做贡献。

　　解说：当公诉中提到的“贪污、受贿”被闫永喜辩解为“带动地方经济”，当挪用公款被闫永喜定义为“为地方经济着想”，我们看到了闫永喜昨天在面对法律审判时的理直气壮。或许，闫永喜的辩解理由来自于以下数据：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的冯村，1992年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目前年人均纯收入超过3万元，2008年经济总收入达15.2亿，比2003年增长了65倍。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村民：开始是好的，开始确实好。

　　记者：好在哪？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村民：好在老百姓住楼了。

　　记者：哪个楼？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村民：这片楼都是。

　　解说：对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有贡献，这是不少地方对村级领导干部评定的最重要的标准。而从致富能人变成村里领导，也成为不少农村基层政权目前的发展模式，闫永喜正是这样的典型。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村民：他小时候是贫农。

　　记者：他在村里开了个小饭馆？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村民：对。

　　解说：承包村头饭馆让闫永喜十几年发家成为百万元户。1997年，先富起来的闫永喜当选为冯村的村委会主任，而闫永喜也在法庭上做出了这样的表白。

　　闫永喜：我就想体现我的人生价值，让冯村成为全国的第一村。

　　解说：带领全村致富，闫永喜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做到了。在他担任村委会主任期间，村民们纷纷从平房搬进了新社区，每家每年都能得到村里发下来的分红。闫永喜和他领导的冯村，也被舆论看作是城镇化的样本。而所有这些成绩，也帮助闫永喜一步步从冯村的村主任做到了永定镇的党委书记，一直到门头沟区的副区长、区委常委。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村民：他兄弟一上去，他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解说：但是，闫永喜给冯村留下的真的是财富吗？一份2010年5月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冯村的负债已经超过了8亿元。而回头看冯村的发展之路，卖地、拆迁、房产开发，几乎占据了最主要的部分，而拆迁也几乎伴随着闫永喜的整个仕途。

　　昨天，与闫永喜一起受审的还有他的弟弟，冯村原党委副书记、经济合作社原社长闫永成。据检方指控，从2006年下半年到2008年4月，闫永喜和情妇毛旭东等人，涉嫌骗取拆迁补偿款580万元，其中就包括帮其弟弟闫永成骗取拆迁补偿款241万元。

　　据《北京日报》报道，公诉中提到的闫永喜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全部资产，都进入了他的弟弟闫永成，其情妇毛旭东，以及毛旭东母亲等人名下或名下企业。从“创富能手”到“创富干部”，从“创富干部”到“权力滥用干部”，最后成为今日的受审者，闫永喜的轨迹似乎在拷问我们，我们的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带头人？我们的农村基层政权如何避免“家天下”？

　　主持人：王教授，刚才这个短片里面闫永喜说了几句话，印象都非常深刻。一个是他说，“我就是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把冯村建设成为第一村”。再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从当官的第一天起就想好好干，让冯村致富”。我相信他这些话大都是真诚的。但为什么在实现这个的过程中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王长江：我想说到底还是权力制约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依靠能人，给他的权力太大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权力这个东西是双刃剑，有的时候它会放大你的能量，你这个能量用好了，它可能是对整个发展有利。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能量用不好，它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贪污，变成对国家和村民利益的极大损害。

　　主持人：我们看闫永喜说的这几番话，给人感觉这是一个很高尚的一种精神追求？

　　王长江：我想这里面可能也和我们对权力使用的边界划得不清楚有关系。

　　主持人：这话怎么讲？

　　王长江：比如说我在为村里的事业做贡献，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你又把那么多的权力委托给我，我这个权力到底怎么用？有的时候我确实是要为了村里更多的财富增加，有的时候，可能它又有人情的东西参与进来，同时和这个目标又有点儿相似的地方，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投到这里呢？实际上公权和私权之间的边界划得就不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容易在利用公权做公事的同时，也容易产生公权私用，越过了边界。

　　主持人：其实我们看闫永喜，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家里的亲戚好像都跟着沾上光了。

　　王长江：这是典型的公权、私权之间的不分。

　　主持人：那像闫永喜这个人，他在追求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追求带着全村致富的过程中。他自己实际上走了一条抛物线，这个村子也是跟着他走了一个抛物线，怎么看待这两种抛物线的吻合？

　　王长江：我想说到底还是我们如何健全对权力的监督，这样一条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也知道，你说的这个抛物线，实际上从历史长河去看，哪一个封建王朝不是一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消亡，人亡政息？它都是和权力越来越受不到监督，最后导致越来越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