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智库交锋下中美关系:应引导重塑沸腾的民意

　　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中美力量对比变化，两国之间的矛盾点在某段时间增加是正常的，出现激进的声音也是正常的，但中美理性的分析家和外交家应该引导、重塑某些时候沸腾的民意

　　本刊特约撰稿/陈君

　　公众了解孙哲是通过大众媒体。媒体引用最多的是他就中美关系提出“斗智斗勇不斗气”的说法，以及“包子和披萨”的比喻。孙哲说，“披萨饼”是美国人的表达方式，馅料都摆在明面上；而中国人喜欢吃“包子”，馅儿在皮儿里面，用比较婉转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这些文化差异可能会引发误会、分歧，甚至争执、争端。

　　孙哲领衔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很注重影响力的发挥。他和同事针对美国国内的战略经济评估报告就曾直达国务院，受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重视和表扬。

　　从1990年赴美留学，到2000年回国教书，孙哲在美国整整生活了10年。他经营过超市，也曾在大学和研究所任教。丰富的经历使他对美国学界和社会生活有着切身的认识，也深知要用美国人能理解的方式阐释中国问题。

　　去年，17名来自美国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核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的高级官员来华接受培训，课程包括“中美关系中的中国战略”“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等内容，孙哲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第一堂课，孙哲就用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中的“双面神”作比喻，向这些特殊的学生介绍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就和挑战。这些美国官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其所管理部门未来的对华决策乃至美国国策的制定和执行。

　　孙哲说，现在随便问10个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恐怕会有三四种不同的观点，积极论、悲观论、现实论都有，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布鲁金斯的稳定派

　　去年秋天，在华盛顿，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联合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举办“中美相互认识论坛”。清华请去了中国国内的美国问题专家，和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中心等美国一流智库的学者对话，讨论战略、人权、民主政治等一系列问题。

　　令孙哲印象深刻的是，双方就一些问题产生的分歧，显得越来越大。在一些公开场合，学者为各自政府辩护，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近年来，中美智库交流频繁。“为政府决策提供意见的人，也承担着对外沟通的责任。和政府走得比较近，容易说出和政府同调的话。”孙哲说。

　　中美智库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绝大多数为官办，是所谓“事业单位”；后者中很多学者都是美国政府的退休官员，或者即将在政界扮演重要角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华盛顿“旋转门”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曾这样描述美国智库里常见的场景：整个午餐，无论是在非正式的自助餐厅里，还是在正式的周五午餐上，智库人员以及客人围坐在圆形桌餐前，讨论一周所发生的事，诸如古希腊某场悲剧的合唱。在为政府或商界举行的会议中，在高级研修项目中，他们通过付费或免费的咨询等打开通向政府官员的大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王缉思每年多次去华盛顿，总会与智库的人接触交谈。他了解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许多思路和提法都是学者专家或工作层次的官员首先倡议的。

　　“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他们的学者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力比我们大得多。”孙哲说。

　　成立于1916年的布鲁金斯学会位于华盛顿“政策大街”马萨诸塞大街1775号，在国会东北边，距离只有5公里。就在不远处的1779号，坐落着另一顶尖智库——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华盛顿中心。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如今掌管着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中心。在到布鲁金斯之前，李侃如曾是克林顿亚洲事务首席顾问，参与制定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在2010年发生突变’是一种误解。奥巴马总统就职以来对中国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政策。他说，美中合作对有效解决重大国际问题至关重要。”李侃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的学生，李侃如认为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稳定”应该是描述两国关系未来的通用词汇。

　　在美国学术界，鲍大可(A.Doak Barnett，1921-1999)与费正清和斯卡拉宾诺(Robert Scalapino)并称为美国“三大中国通”，是美国当代中国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冷战年代，鲍大可曾提出著名的“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建议，主张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直接推动尼克松访华。

　　李侃如回忆说，“稳定”也是他老师晚年对中美关系的期待。1999年3月鲍大可临终前，时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李侃如，曾到医院看望老师，从一进入病房起，师生聊的话题就没有离开过中美关系，老师反复告诫他说：“政府应当对美中关系有一个长期的考虑，因为两国之间不断增长的商业和其他方面的交往将起到稳定双边关系的作用。”

　　美国另一著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资深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表示，从很多美国人的角度看，中美关系在2009年到2010年的转折并不如一些分析家们描述的那样尖锐。

　　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突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面对共同挑战”将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