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智库交锋下中美关系:应引导重塑沸腾的民意(2)

　　“谈到两国关系，舆论不应起到负面炒作的作用。”作为最早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对于两国一些夸大“中美战略对抗”的报道和分析，表示不满。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会长欧伦斯也发现，“媒体经常关注小的冲突，而忽略了大的共同利益。”他举例说，中美领导人几周前就朝鲜问题通电话，《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中美领导人未就朝鲜问题达成一致”。事实是他们在如何应对方面有不同意见，但对朝鲜的总体要求差不多。那就是不希望核扩散，不希望造成平民伤亡。所以新闻标题应该是“奥巴马拿起电话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朝鲜问题”。

　　“直接电话沟通，这很了不起。20世纪70年代我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表明美中关系已经变得多么深厚和多层次。”欧伦斯说。

　　孙哲认为，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中美力量对比变化，两国之间的矛盾点在某段时间增加是正常的，出现激进的声音也是正常的，“但中美理性的分析家和外交家应该引导、重塑某些时候沸腾的民意，而不是一味迎合‘导弹打航母’之类的说法。”

　　基辛格的忧虑

　　“局部冲突非常严重，双边关系很糟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一向以犀利著称，这一次他又和“稳定派”拉开了距离。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本次元首访问取得成就相对容易，但中美结构性矛盾依然难望突破。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也强调2010年的“转折”。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出现沉静甚至改善的迹象”，但中美关系在2010年“变得极其紧张，至少是10年以来最糟糕的。”

　　尽管观点有所不同，李侃如、葛莱仪和沈大伟，早已接过“三大中国通”的衣钵，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重要的观察家和意见提供者。

　　1月13日，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详谈了他的担忧，“两国精英阶层都强调冲突而非合作。”“我接触的中国人，大多数是政府外人士和某些政府内部人士，似乎都认定美国谋求遏制中国；而美国的战略家们则呼吁关注中国日益增强的全球经济影响力和日益强大的军事能力。”

　　去年延坪岛炮战后，美军3艘航母齐聚亚太，美国鹰派学者布鲁门萨尔就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要求美国对华采取毫不掩饰的军事遏制政策。

　　“中美相互指责所造成的双边关系紧张，事实上指向一个主要问题，即中美之间严重缺乏战略信任。尽管60多个对话机制被设定来促进合作及解决问题，但互相的不信任却与日俱增。”葛莱仪感叹说。

　　除了战略和地缘政治上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外，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相对未受损失，而美国仍身陷困境；中国经济强大了，变得不能容忍其他国家利益。

　　对此，中国外交智库学者、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很有感触，“有的美国人没有来过中国，他们一下飞机到了北京机场T3航站楼一看，北京会有这样的航站楼，他们看到中国发展这么快以后，心里感觉不安全。”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说：“很多美国人不知道中国经济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人均来说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他们不知道中国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人也不是完全了解美国。一次我参加CCTV的一个节目，观众问为什么美国要限制中国的发展，我说你完全误解了美国的政策。1972年以来，每届美国政府都支持中国的增长，如果中国变得更富裕，我们对华出口就会增长，而不稳定的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

　　基辛格建议，中美关系应以胡锦涛访美为契机开始新的调整。在大多数现代事务中，两国有充分的合作。不过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两国在互动中，观念上重合的部分比较少。冷战时期因为有共同敌人，所以两国观念颇有一致之处，但现在还不够。

　　基辛格以朝鲜问题为例：美国的目标是无核化，而中国则把无核化看成只是目标之一，更担心朝鲜政权变化会对中国和东北亚格局产生影响。此外，美国常常在具体事务上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但中国则从整个国际秩序层面考虑问题。

　　这位老外交家认为，第八次“胡奥会”及之后中美关系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建立起尊重与合作的传统，以便两位领导人的继任者也能认识到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世界秩序符合两国利益。

　　中国驻美国大使张业遂至今记得基辛格说过的一句话，他说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哪怕是最具有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想象到中美关系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的确是这样的，中美关系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孙哲说，我们这代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应该更有信心和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