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年内再发联合声明 清晰确认彼此国际角色(2)

　　清晰确认双方彼此国际角色

　　与上述性质、原则和目标相关，《联合声明》的新意之处还在于双方对彼此的国际角色予以清晰的确认。在第5条中，“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两国领导人支持通过合作努力建设二十一世纪更加稳定、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实际上，这种对彼此定位的再确认也有某种规范意义，一是美国不将中国的强大和成功视作威胁，二是中国接受美国作为亚太国家的身份，同时规定其参与本地区事务的行为要用“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的实效来检验。

　　与2009年的《联合声明》相比，还有三点在内容顺序和提法上都有了显著变化。一是台湾问题，从2009年被排在第二部分被提前到这次的第一部分(“加强中美关系”)，说明双方经过去年在售台武器风波之后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台湾问题仍然是影响中美关系失稳的一个现实因素。当然，这次美方的态度也有所进步，不仅赞扬了ECFA，而且“欢迎两岸间新的沟通渠道”。这对稳定台湾岛内政局和两岸交流的积极态势都是有益的。

　　二是关于两军关系。与上一次声明相比，似乎乐观的情绪少了，却作出了更加务实、确切的规定。首先，将“一个健康、稳定、可靠的两军关系”提高到与建设积极合作全面中美关系目标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第9条)。这是以前没有专门谈过的。奥巴马总统已经就任两年，对于中美关系的全面性、复杂性，特别是两军之间迫切需要解决“误解、误读、误判”危险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2010年中美两国在相关的安全领域发生的一些摩擦也为中国领导人所高度重视。其次，两国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加强(两军)各层次的实质性对话和沟通”，并将“国防部防务磋商、国防部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继续作为两军对话的重要渠道”。这一段谈得非常务实，不仅要求两军高层加强互动交流和相互理解，而且要把交流的层次扩大到其他的各个层次，强调对话的实质性意义，这是前所未有的。许多国际经验也表明，国家之间有时可能从国家层面、战略层面并无对抗的意图，但小的、低层次的技术性的失误乃至内部协调的脱节会导致不应有的军事安全风险，对两国关系的大框架形成干扰。

　　三是反恐，上一次的声明中，双方将“反恐合作”置于第4条的位置，而此次不仅推后到第12条，并且内容上也大为简化，这恐怕反映出美方核心关切有了很大的调整与变化。

　　解决经济争议的设想具体化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此次《联合声明》在解决双方之间经济争议上取得了诸多进展。首先，双方以积极的态度承诺各自采取的宏观政策措施，如第23条第1、2点表明，“美国将重点减少中期联邦赤字，确保长期财政的可持续性，并对汇率过度波动保持警惕”，“增强其传递未来展望和长期目标的清晰度”。中方则承诺“将继续加大力度扩大内需”，“坚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些都是在相互对等的基础上，用共同承诺来增强双方在经济领域战略互信的表现。

　　长期以来，中方一直担心美元单方面的无限贬值，导致中国在美的金融资产缩水，美方也一再要求中国为改善贸易平衡做出努力，采取实质性措施，特别是通过人民币汇率的改革来使美国扩大出口，重振就业和促进经济回升。中方此次承诺也是一次观念突破，尽管基本原则没变，但同意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让美方“松口气”的目标。

　　在贸易、投资问题上，双方谈得也非常细。特别是在投资领域，比较上次声明，双方用了很大篇幅详细地规定了确保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出口管制体系改革、金融部门投资监管等诸多相关具体问题上的合作意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美方承诺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第28条)和“中美双方认同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应仅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中广泛使用的货币，美方支持中方逐步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努力”(第33条)。尽管实现上述目标的道路不会平坦，然而双方的正式期许表明两国在经济互动程度已大大超过一般的双边范畴，两国领导人不仅考虑到了中美之间的金融和贸易的高度相互依存，还必须兼顾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发展，认可通过推进国际金融机制的创新来增加其活力的必要性。如此具有积极导向的会商结果无疑是非常值得欢迎的。

　　新的理性回归

　　比较近期的双方外交公告，此次《联合声明》在地区、全球安全问题上的表述基本属于重申、再确认的性质。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新的提法主要体现在“中美对朝鲜宣称的铀浓缩计划表示关切。双方反对所有违反六方会谈‘九·一九’共同声明和相关国际义务和承诺的活动”。同时，双方“强调改善半岛南北关系的重要性，都认为朝韩开展真诚和建设性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第18条)。

　　这是中美再次将对朝政策底线作了进一步的宣示。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新的理性回归，回归到了40年以前甚至更远之前两国领导人的世界观、战略默契。

　　1972年的《上海公报》，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冷战的大背景下达成的。当时中美首次相互打开大门，分歧远远大于共识，但还是在重要战略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比如两个国家明确宣称“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其他国家建立这种霸权，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划分利益范围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等。《上海公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共识，就是“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和谅解”。此次联合声明事实上也都涵盖了这些含义。

　　2010年东亚安全形势，尤其是朝鲜半岛出现了很多新的事态和变数，某些国家政策出现了失调和反复，引起相互间新的猜忌和敌对。在此情况下，中方曾奔走斡旋，主张通过对话缓解紧张局势，进而促成有关各方直接协商、化解矛盾。此次联合声明再次“注意到(中美)两国在半岛问题上保持了密切合作”，其意义确实非同凡响。必将有利于在新的一年中推动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从复杂多变的局面中走出，形成缓和、复谈的可能性变大。(吴白乙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采写、录音整理：杨士龙 实习生 杜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