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借微博寻回被拐儿子 网民呼吁建长效机制

　　微博的奇迹：

　　丢了3年的孩子找回来了

　　“失踪1050天的乐乐找到了！”

　　2月8日下午，当彭高峰见到失踪近3年的儿子彭文乐，不禁失声痛哭。

　　回忆寻人过程，彭高峰除了感谢那些帮助他的好心人外，还得感谢网络平台微博。

　　2008年3月25日傍晚，3岁的彭文乐在深圳被拐失踪，彭高峰踏上了漫漫寻子路，但是，效果并不理想。2009年，一直关注彭高峰寻子的《凤凰周刊》记者邓飞把彭文乐的照片发上了微博。经过博友快速广泛的传播，终于，在今年除夕(2月2日)，有博友联系上彭高峰，告诉他在江苏省邳州市一个村庄看见一个酷似彭文乐的孩子。经确认后，大年初三，彭高峰随同深圳警方一道赶到邳州。经过周密布置，终于将孩子寻回。

　　1月25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开通了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期望借助博友的力量，拍摄街头乞讨儿童，为寻找被拐儿童提供线索。截至目前，该微博的粉丝已经超过15万。

　　“微博打拐”话题在春节期间不断升温。微博上关注解救乞讨儿童的话题已经超过46万条，各地网友上传乞讨儿童照片超过2500张。

　　警方的声音：

　　不放过每一条打拐线索

　　这一举动，引发了连锁反应。公安、社会组织与机构、媒体、明星微博也纷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解救行动。

　　全国政协委员韩红在微博上发起倡议，称将在两会上提交“严厉打击和惩罚拐卖儿童案”的提案；同时，各种公益组织和义工团体也在纷纷开通微博加入此次行动中。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表示，将给予“微博打拐”以资金支持。

　　对于社会自发的打拐行动，各地公安官方微博纷纷发布公告表示支持，希望网友提供线索。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在微博上说，我会通过微博和大家保持沟通，欢迎提供拐卖犯罪线索。对每一条线索，公安部打拐办都会部署核查。此外，他还把拐卖犯罪在逃人员吴正莲的通缉令放在微博上，得到大量转发。

　　深圳市公安局局长李铭说，“微博打拐”将传统的“群防群治”与现代科技手段有机结合，不仅给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以震慑，更将明显提高警方的打击效果。深圳警方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离不开广大市民、网友的支持和配合。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已开展5次全国打拐专项行动。早在去年7月，公安部召开全国深化打拐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强化打击措施，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将打拐工作继续引向深入。凡儿童少女失踪被拐，一律设专案组侦办。

　　有人说，这是一场打拐的官方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大联动，为打击拐卖犯罪架起一张遍布城乡的天罗地网。

　　网友的质疑：

　　会持久吗？会打草惊蛇吗？

　　博友“mei时美刻”说，当你们开车等红绿灯时，如果有小朋友来乞讨，请把他们的样子用手机拍下来，放上微博。支持微博打拐，拯救被拐小朋友，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对于“微博打拐”，数量众多的博友很支持。他们或加以转发，或随手拍照加入行动。

　　在博友的推动下，“微博打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收到了一定实效。然而，有广州博友反映，部分平日常见乞儿的路段，这几天见不到他们的踪影了。这也引发了部分博友对于这种打拐形式的担忧和质疑。

　　他们最担忧的是，现在这样做会打草惊蛇，会让部分行乞人员藏匿甚至是迫害孩子，等风头一过就又会有一批新的受害者。著名编剧六六在微博上说，打拐需要国家统一部署，不能自己这么私下搞，打草惊蛇以后祸害了孩子，好心办了坏事。对于这样的担忧，有博友回应，人贩子确实存在报复可能，但正如解救人质存在风险一样，不能成为拒绝行动的理由，而只能尽量将危险降到最低。

　　许多网友对微博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浩就对博友“孔二狗”提出质疑：您文章描述的被拐儿童被割舌头、掰断胳膊、截断腿是否真实？博友何镇飚认为，不能将街头乞儿等同于被拐儿童，“拐卖健康儿童致残行乞”说的真实性需要求证。

　　同时，博友还质疑这样的行动的持久性，认为打拐若没有政府参与，只是一阵风。对此，一直参与打拐的博友、《凤凰周刊》的记者邓飞说，我们的公安系统一直在主导打拐，未有缺席。民间合力支持和协助公安打拐，并延展到其他配套工作的反思和改变，努力系统解决儿童贩卖问题。

　　在赞许和质疑之余，不少博友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在具体操作方面，许多博友建议，在不能分清组织者是拐卖儿童嫌犯，还是孩子父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拨打110报警，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在资金支持方面，“狙击手的猫”建议，打拐任务艰巨而漫长，志愿者的力量非常有限，应设立一个打拐基金会，让更多的人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有些博友建议，用福利彩票基金来解决被拐儿童救助问题，既合理又合法。

　　在长效机制方面，“Justin的安吉拉”认为，通过微博上传照片打拐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要做的还有很多，应该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打拐救助系统，以保障打拐能持续地、有效地进行下去。其中，有博友建议，当下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被拐儿童数据库，应非难事。

　　见解

　　利大于弊，

　　隐私权应让位于生存权

　　微博打拐，这事具有很好的标本意义，意义甚至超出了解救被拐儿童事件本身。

　　如果不是网友提供的有效线索，公安机关可能很难在短期内侦破案件；如果不是公安机关的有效回应和积极行动，网友的热情和善举也很难取得这样的实效。这种有效的互动是让人欣喜的。

　　对于其他行政管理，应该说都可以借鉴。其实治安的综合治理和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持，本身带有一定的群众自我规范和自我管理的性质，因此，调动群众积极性，有效发动群众，是一种好的方式。

　　对过程中可能涉及的侵权问题，我认为，权利总分轻和重，在彼此存在一定冲突的情况下，可能需要选择重的。当被拐卖的儿童面临失去生存权、生命权的时候，肖像权、隐私权可能相较就是轻一些的权利，应该让位于生存权的捍卫。同时，孩子的面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变化，这种影响可能也只是一定限度的。

　　犯罪分子会不会因为儿童信息的披露而转移、藏匿甚至是残害孩子？我认为，这可能取决于公安机关是否能在得到线索后的最短时间内主动出击，进行侦破。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将防护网越织越密，相信警民合作，一定能够跑得赢犯罪分子。因此，应该说，此举，利大于弊。

　　同时，热心的公众也可以作公共安全志愿者，参与相应幼儿安全教育的工作。

　　官方和社会的打拐应实现更有效的合作，缺一不可。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

　　责在职能部门，

　　不能以侵犯隐私为代价

　　一方面，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是专业的法律行为，不是所有公民都能够介入和参与的；另一方面，这一行动本身有风险、有难度，如果处置不当，不但可能伤及他人，也会伤害自己。只身打拐的做法更不可取。同时，轰轰烈烈的“全民打拐”运动，有可能会掩盖一些职能部门在打拐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

　　因此，打拐工作应该由公安机关来推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在这一过程中注定无所作为。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民有向公安机关举报犯罪行为的义务。公民可以借助于互联网络向公安机关提供犯罪线索，但是不要随意在互联网络上发布有关信息，因为这样可能会侵犯公民的权利。

　　这次公众自发的打拐行为，精神可嘉，但一定要注意方式和方法。当前我国执法机关各自为政的现象依然比较普遍，今后户籍管理部门和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信息沟通，城市管理人员发现流浪儿童应当及时与户籍管理部门沟通，加大儿童有关信息的供给，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

　　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不能留死角，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活动中，应该强化行政执法机关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拐卖儿童的犯罪活动。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问题上，我认为，不能以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为代价解救被拐卖儿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

　　是新模式，

　　但要有章可循

　　网友们自主、自发的打拐行动，值得褒扬。

　　现在，单纯依靠公安机关打击和预防犯罪，压力仍然较大。而利用网络技术和网络平台，有可能能够达到公安机关所不能及的效果。因此，发动群众参与打拐是必要的，这可以被看作是“21世纪利用网络平台的社会预防犯罪新模式”。

　　但是，也需要看到，以网络为组织的网民行为常常以带有自发色彩，打拐又是一项专门机关的法律行动。因此，在鼓励网友积极参与的同时，也应随时根据情况对一些行为加以规范和纠正，比如制定相关法律，对公众参与预防犯罪时的行为加以约束，明确规定“应该为”、“当然为”和“不该为”的边界，让公众的行为有章可循，让善举能够在法律框架下更有效地得到实现。

　　同时，帮助解救被拐卖儿童是维权的行动，但要注意处理好这一过程中维权和侵权的关系，避免因方式方法不妥，造成新的侵权。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王顺安(本报记者苗苗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