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二卷》新意:客观记述文革等严重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二卷》)是一部立足时代高度，对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进行再认识的党史新著。党史《二卷》出版后，不少人关注这本书有哪些新观点、新提法？新意何在？

　　一、党史《二卷》新在何处？

　　党史《二卷》不同于一般学者个人署名的学术专著，也不是由某个科研、教学部门或单位组织编写的党史专著，而是由中央授权、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经过广泛征求意见，而后由中央审定的党史基本著作。这是这部书的基本特点。由这一特点出发，党史《二卷》的新意，与学者个人署名的学术专著，或其他党史专著相比较，既体现在对某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也体现在发掘和综合大量翔实的史料、丰富和充实已有的结论上，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认识和把握上。

　　1、向社会展示真实的历史，并把这段历史与当今中国的发展贯通起来。党史《二卷》所记载的历史距今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今天的不少人对那段历史已经感到疏远甚至淡漠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人看到我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存在模糊认识，对当年实行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等政策更是感到困惑，他们怀疑当年的一些做法是不是错了？感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还有一些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尽是搞运动，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更有一些人看到当前社会存在的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问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以冲刷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已经不单纯是历史研究的问题，而是与现实有着直接关联的问题。

　　对于社会发展中思想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需要党史工作者在全面把握这段历史的基础上作出回答的。如果说，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历史决议》时，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当时党内外最为关心的、对于明确党的路线及其理论基础所需要分清历史是非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如何认识、评价“文化大革命”等)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则集中在中国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来又为什么要实现历史转折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如何认识、评价社会主义改造，改造与改革的关系；如何认识这段历史与后来中国发展道路的关系上。在当前社会上对这段历史众说纷纭，甚至有人否定、歪曲这段历史的情况下，党史《二卷》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和准确的判断，向社会展示真实的历史，并把这段历史与当今中国的发展贯通起来，展示对当代中国发展规律的看法，这本身就是具有新意的一件事情。

　　2、党史《二卷》所反映的29年历史，是一段正确与失误相互渗透、成就与曲折交相发生的历史。党史《二卷》所反映的29年历史，相对于民主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史而言，是比较曲折的一段历史，其间，正确与失误相互渗透、成就与曲折交相发生，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内乱。这段历史的复杂性，使党内外、国内外对其中一些重大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增加了编写组在写作时把握的难度。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怎样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党史学界有着多种看法和表述。党史《二卷》改变了以往党史侧重于反映政治发展过程、甚至一度被简化为“两条路线斗争史”的面貌，把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作为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这样把握这段历史，不但突出了党在这29年的主要任务，淡化了党内斗争色彩，也深化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3、把社会发展史放在党史中进行反映，是党史写作中的一次创新。如在以往的党史书中，对国际和外交方面的问题较少涉及，在世界大势的背景下来写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国内建设的决策也较薄弱。《二卷》注意在世界大势的背景下，反映每一阶段党是怎样联系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变化，对国际形势作出判断，进而确定国内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党史研究的一个新进展。把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写入党史，也是《二卷》有新意的方面。书稿记述了新中国成立时，中央决定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实行联邦制，并将此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下来的过程，还介绍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等。

　　二、《二卷》对要不要、能不能搞社会主义，应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两个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创新性回答

　　党史《二卷》涉及不少重大历史问题，但从根本上讲，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中国要不要、能不能搞社会主义；另一个是中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应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能否把当代中国这两个前后相继的历史性变化说清楚，是编写工作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二卷》以《历史决议》和此后党的代表大会的基本结论为指导，科学地阐述了这一历史过程。一方面说明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说明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另一方面通过分析我国曾经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起过怎样重要的作用，又存在哪些问题，说明后来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二卷》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根据形势发展和新的研究成果有所前进。对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这七年，《历史决议》将其概括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指出在这七年里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历史决议》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取代了一个时期常说的我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提法。这是一个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重要提法，“实际上恢复了我们党过去提出过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论断”。对此，《二卷》论证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针对有些人对上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不理解，有以改造后期的缺点来抹煞生产关系变革及其取得重大成就的情形，《二卷》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着重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角度，说明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

　　紧密联系生产力的状况，叙述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意义，是《二卷》的一个特点。书中写到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实现了中国土地的公有化，确立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书稿还通过“一五”计划期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等，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随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今后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二卷》在肯定当年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保证重点工业项目的实施起了重要作用的同时，没有回避改造工作中的失误和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书稿指出，这种中央集权过多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是同当时的理论认识“实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相联系的，也是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分不开的。对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中央或多或少已有所察觉，并在1956年提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调整措施。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远未达到成熟的认识，这些措施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这些论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时我们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程度，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