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 缝
罗湖桥曾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李四光等人均由这里入境。在钱学森离美归国后一年,另一位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郭永怀也踏上了罗湖桥。在美国,他素以不问政治而闻名。
“连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国,可见人心所向。”胡适曾这样评价郭的归国。
钱学森特意将一封信留在罗湖桥头。信中写道:“我们本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常被边检站的战士们聊起的还有“蛙王”戚烈云过桥的传奇经历。这位泳坛奇才曾7次提出回国申请而被港英当局拒绝。1954年的一个深夜,他乔装打扮成一个穿着花衬衫、肩挎画夹子的画家,趁桥头驻守的港英警察不备,跑过了罗湖桥。后来,他为中国体育带来了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
由于罗湖桥所处的特殊位置,彭德怀、贺龙、聂荣臻、林彪等人曾先后到桥头视察。
74岁的李梓惠老人是当年边检站的首批战士之一。时至今日,他仍能清晰地记得,留着小胡子的贺龙到哪里都会拄着一个小棍,聂荣臻则衣着朴素,从来不佩戴军章。
当时静卧在深圳河上的罗湖桥,显得寒酸。桥上的人行过道只是搭在铁轨旁的两块长条木板,查验棚是用沥青和木头搭建起来的,甚至连边检站的新兵起初都不得不借住在桥头的“天后宫”祠堂里,用稻草做床。
贺龙视察查验棚时,特意询问李梓惠,“这个是谁搞的?”17岁的李梓惠回答说是“解放后我们自己搞的”。贺龙当即笑着对他说:“小鬼你不知道呀,这肯定是国民党留下来的,我们党不会搞这么矮的。”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在当时仅有几平方米大的罗湖口岸木板房办公室里,专门设置了一部电话机,可以直通当时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办公室。
在时任宝安县外事办副主任刘杰的记忆里,从1952年开始,罗湖桥便成为中国外交工作中的重镇。仅他参与接待的重要人物,就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啥尔德、印度副总统普拉沙德、英国工党影子内阁首相艾德礼、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等人。
当时的安保工作十分严密。这些重要人物大多不是步行过桥,而是靠铁路的公务车推到深圳,再专车拉到广州。事前还会安排压道车,即先有一个火车头拉几节空车厢跑在前面,以试探沿途是否被放置了炸弹。
探 路
改革开放前罗湖桥就出过名。《跟踪追击》、《羊城暗哨》、《秘密图纸》这几部六七十年代的反特电影中,特务们最爱在这里出没。
实际上,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罗湖桥曾见证了最早的一次“改革开放”。
1951年边境封锁后,宝安县还有4000多亩耕地在香港新界。宝安县委向省里申请,特设了7个由木桥搭建的“耕作口”,宝安的农民可以凭耕作证到新界耕作,早出晚归。由于港英政府不承认集体用地,那片土地的产权从一开始便流转到了农民个人手中。
在当地,这7座搭在罗湖桥附近的木桥被老百姓称为“小罗湖桥”。从那时起,深圳河沿岸的赤尾村、罗芳村、沙头角村等几个村子的村民过上了白天在资本主义地盘干活,晚上回来过社会主义生活的日子。
根据宝安县宣传部原副部长廖红雷的回忆,白天农民们过境时,会偷偷在牛耳朵里塞上几个鸡蛋,到香港卖钱。中午在那边的农民家里看电视,到晚上吃饱香港的面包再回来。
60年代初,广东省一位副省长到黄贝岭村视察,发现耕作口的分界铁丝网边上满是煲饭的铁煲和自行车。村里副书记陈天乐马上汇报说:“在香港买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放在河边,不拿到社会主义这边来,这样就不会迷失方向了。”
在当时的罗湖桥畔,“靠港”是个时髦词,任何一个农民都能讲出这样一番道理:香港就像个臭豆腐,闻着臭,但吃着香。
1961年,宝安县县委书记李福林在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支持下,曾率领全县开展了一场“利用香港,发展宝安”的大开放运动。
当时县委提出了《关于适当放宽进出口管理意见(草案)》,决定全县与香港开展小额贸易,开放沿边22个公社和一个农场,规定出口甘蔗苗、稻草、草皮、河涌杂鱼等,以换回铁锅、肥料、火柴和煤油等紧缺物资。
经过反复研究,县委还制定了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即农民一个月通过罗湖桥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元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
根据宝安县原县委副书记李定的回忆录,尽管1961年正值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宝安县没有一个人饿死,生产搞得最好的翻身大队,1000多人仅余粮就交了2万斤。依靠“靠港”政策,一些村庄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内地。据说,这些村子里没有人打光棍,就算是残疾的村民也可以娶到内地嫁过来的漂亮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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