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男农民工一样，女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了城里，肩挑手扛，住简易工棚或集体宿舍，吃大锅饭，忍受着与孩子的分别之苦；从十几岁的妙龄“打工妹”变成上年纪的 “打工婆”，她们把青春奉献给了城市，却没有办法在城市生根，而且可能遭遇更多的不公平待遇。记者近日连续探访漂泊在长沙的女农民工，听她们讲述比男农民工更不容易的生存故事。
求工难：每天15元的生活开销
西长街，长沙农民工聚集地之一。这里原有一个劳动力市场，因为城市改建已经迁移到八一桥附近，但众多农民工依然固守此处，记者就是在这里遇到了48岁的华英。
相比其他刚出来谋事的农村妇女，在外打工多年的华英多了些开朗和大方，她告诉记者，她是常德乡下过来的，过完年，正月十五到了长沙找活干。“酒店、工厂都只招年轻的，不要我们这种。”她希望找一份保姆的活干，“工资最好是1200元。”
“我老公身体不好，呆在老家，两个儿子都跟熟人去了杭州打工，还学了技术。”华英谈及自己的儿子，很是自豪，“两个儿子都没结婚买房，我出来工作，也好为他们补贴点。”华英很熟络地在西长街附近一个小旅店找了张床住，“上下铺，只要5元一天，还提供锅子和灶做饭，我一天开销总共是15元就够了。”
“来了几个找保姆的，没合适的，我也来了一周多了。”华英有点暗暗着急。她对面的花坛上坐了一排的妇女，全都是她的“竞争对手”。问她为什么不到家政公司里去，“那里手续多，还要出体检费，这里方便。”
长沙市人力资源市场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学历偏低，又缺乏职业技能，很多女农民工只能从事技能单一的工作。20多岁女性主要从事餐饮、娱乐等服务行业。工厂女工则在35岁以下；“4050”女农民工就只能从事家政服务、洗碗工、物业保洁员。
生存难：城里安家是她们的梦
二十出头刚从老家汨罗过来的邹红和小姐妹则充满了信心。上周五的市人力资源市场大厅里，她们结伴而行，细细看着电子显示屏上有关文员的招聘信息。邹红是中专毕业，她想在长沙找份月薪在1200元左右的文职，“我想这次能稳定点，并找个男朋友。”邹红白净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而就在长沙晚报附近的一家旺角清粥小店里，曾与邹红有过相同求职愿望的小王正在这里拖地、擦桌子，20岁的她是衡阳人，中专毕业后就到了长沙找工作，上网查、到处溜，找了好长时间，身上盘缠快没了，一次路过晚报大道，看到了招聘店员的信息，于是放弃了文员理想。但90后的她也有着自己的打算，“希望存点钱，以后自己当老板，在城里安家。”
“我也想在长沙安个家，但是这个成了个离我越来越远的梦想。”30岁的李发良居住在树木岭一个偏僻的出租屋里，相对来说，10多岁就开始出来打工的她已经小有积蓄，然而她只能和开货车的老公住在每月500元的出租屋里。她刚刚升级做了妈妈。作为农民工的第二代，孩子并没有城里户口，但李发良很坚定：“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采访中记者发现，进入城市的“8090”后新生代女农民工，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她们更渴望融入城市有尊严地生活。
打工难：难以启齿的性骚扰
相对于男农民工，遭遇性骚扰成了女农民工打工生涯中最难以启齿的事情。根据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在长沙务工的打工妹65.2%走进了服务行业。而从事服务行业(指美容美发、保健按摩、休闲娱乐、酒店、餐馆等正规服务员)的女农民工中有七成遭到过语言或行为上的挑逗或骚扰，有近半在工作场所遭到挑逗或骚扰。
“一般的蹭蹭或者语言上的开玩笑，也没什么。”曾带着几个姐妹开过发廊的李发良并不认为这些算得上性骚扰，如果一点玩笑都开不起，反倒会得罪顾客。只是遇到那种醉酒的顾客强行动粗时，她才会赶紧请几个男人过来帮忙，吓唬对方一下。“没有办法，都是为了生存。”
专家支招：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缺乏维权意识，自我保护能力不强，令女农民工的打工路上布满艰辛。市妇联权益部工作人员陈先生建议，女农民工一定要选择合法的劳务中介机构，并与用人单位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此外，在遭遇了求职陷阱、拖欠工钱时，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或者妇联组织寻求帮助；在遭受性骚扰时，要注意巧妙保护自己，并保存证据，以便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先就业后择业，再通过不断学习、积累经验技术，实现自我提升。切不可安于现状，更不可对未来失去信心。”提高劳动技能是增加就业机会的法宝。与女农民工打了上十年交道的长沙市妇联家政中心负责人邓丽霞表示，农民工进城就是为了挣钱，然而没有一技之长，很难从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
据悉，近年来，司法、劳动保障部门、妇联等机构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拓宽妇女就业渠道，保障妇女权益，其中包括送岗位、送法律下乡，还有为女性免费进行电脑、家政等方面的培训。(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