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还在于政府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影响人们诚信观念的成长中，排行前三位的因素或渠道分别是：传统文化、家庭成员和社会风气。仅48.5%的被访者认为学校的诚信教育效果理想，而且与学校教育相比，越是高学历人群越倾向于认同家庭诚信教育的影响力。
对于上述调查结果，谈方的解读一针见血：“当今学校的诚信教育，大多泛泛而谈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有时教育者所言与社会现实不一致，更是削弱了教育的实际效果。”
谈方说，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个人利益得到了充分尊重。但有些人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膨胀，甚至为一己私利不惜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由此产生了利益最大化原则与伦理道德观念的矛盾冲突，使原有的社会诚信受到猛烈冲击。
受访专家还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也是社会诚信度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市场经济活动数量大、变化快，加之信息的公开不够，使交易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给失信和欺诈提供了可趁之机。”李炜说，“同时，因为社会流动性加大和市场交易的不确定，也使失信者有了从事欺诈而逃避打击处罚的社会环境。”
李炜认为，政府在市场准入、市场管理、市场监督、信息反馈等许多方面还缺乏完善的制度，在对失信者处罚力度上还缺乏有效的措施。“对公务员的管理方法失当和公务员自身素质不高，社会中介组织、社会舆论环境作用不充分等，也是社会诚信缺失现象蔓延的原因。”
社会诚信度下降，更是与一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密切相关。“政府的权力基础，是民众的认同，而政府诚信缺失，势必使政府与公众之间产生无形的隔阂。”谈方表示。
“有些地方政府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不但失去政府公信力，也拖累社会诚信。”谈方说，“有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是导致当地社会价值取向倾斜、是非标准混淆、社会诚信度下降的主要根源之一。”
他认为，社会诚信关键在于政府诚信，政府诚信体现于公务员诚信。因为公务员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是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诚信行为如何，对社会公众具有强大的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
李炜认为，在一个诚信制度不完善、部分地方政府及公众人物正面形象欠佳的社会语境下，失信现象容易快速蔓延。
多位受访者表示，当今官场“两面人”对政府诚信危害极大——有些落马贪官，除了揭出家里隐匿的巨额贿赂和一大串丑闻恶行，还能揭出苦心编织的荣誉光环和一大串廉政名言。
比如2010年9月被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罪判死缓的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在东窗事发前两天，还在反腐倡廉大会上慷慨陈词：“反腐倡廉是全社会的事。公开是监督的前提，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政府如果自身不讲诚信，那么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无法要求百姓讲诚信。”周孝正认为，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是社会诚信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先导工程。公务员作为政府行为的决策者和体现者，讲诚信不仅是其个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对公众利益的一种承诺，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这一观点具有较为普遍的民意基础。本次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关注程度最高的是政府诚信，其次是个人诚信，再次是企业诚信。
调查数据还显示，年龄与政府诚信关注程度呈正向相关关系。80后和90后关注政府诚信的比例不足40%，而50后的关注程度则达到75.2%。相对前辈，青年人群已经更关注个人诚信和企业诚信。
以法治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必须以法治为基础，从构建政府诚信入手。
谈方建议，把诚信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政府诚信建设的重点则是民生领域的部门。“面对失信行为，要根据有关制度规定，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比对一般老百姓更为严厉的处罚。”
周孝正认为，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解决政府诚信问题。中国社会问题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只有切实落实宪法给予每个人的权利，让社会充满公平、正义的阳光，才能让百姓在诚信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
李炜建议，通过一系列的信用制度设计来推动社会体系建设，塑造社会风险防范及诚信多获利的社会价值观，完善个人和企业的征信系统。“要以法治为基础，信用制度为核心，将纳税、合同履约、信贷、产品质量以及贪污、行贿受贿、法院判决执行情况等信息，纳入个人和企业的征信系统。”
他表示，防范和治理失信，仅靠道德规范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社会诚信纳入法治轨道，加大惩处力度，使失信者无利可图。
肖明超建议，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媒体舆论以及互联网监督的作用，建立企业诚信度社会监督机制，对于不诚信的企业要及时给予曝光。“对于失信企业和个人，在公司注册、企业经营合作、银行贷款、信用卡申请等方面予以限制，做到一处失信，处处受制，让其失信的成本大大增加，从而真正产生自律的行为。”
“政府各部门应依据自身特点，建立健全相关失信处罚制度。”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杜立元律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具体而言，可对制售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的食品药品、家用电器等产品的经营者加大处罚力度，对产品的销售商、中间商(批发、代理、物流等经营者)、生产商三者予以并罚；修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对存在欺诈行为的经营者增加赔偿额度，改“双倍赔偿”为多倍赔偿，使失信经营者因惧怕沉重的赔偿责任而加强自律，自行规范经营行为，等等。
杜立元还建议，尽快建立与公开信用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如制定个人诚信管理条例、企业诚信监管条例，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建立统一集中或政府、行业、信用中介机构三个层次的资信数据库，及时有效地向全社会提供信用信息。
受访专家同时指出，对诚信者的有效激励也不容忽视。而本次调查数据显示，54.6%的被访者认为，获得别人的认同，是他们讲诚信的最大的驱动因素。此外，诚信所带来的内心满足感，也是人们信守诚信的重要诉求。而相对于中年群体，青年群体更期待通过诚信获取别人的认可。
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62%的被访者相信未来社会诚信度会越来越高，目前社会的诚信状况不会影响他们对他人的信任感，而且高知高收入人群对未来社会诚信度充满更多、更高的期待。□(李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