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中国模式威胁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与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离不开其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以发展模式为核心的中国软实力增强，西方对此更为“关注”。
马丁·沃尔夫指崛起的中国属于“非西方”，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强调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认为随着中国变得更加自信，西方应构筑一个“以制衡中国为宗旨”的联盟，其成员应至少包括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印度等。
西方有“好事者”将中国模式冠名为“北京共识”，认为其不仅与宣扬“市场万能”与“民主自由”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分庭抗礼，而且还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美国智库尼克松中心高级研究员斯特凡·哈尔珀出版专著——《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强调将“经济自由”与“政治限制”相结合的“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包括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方式，认为这威胁了“西方模式”。
其六，“中国威胁亚太地区论”。美国反复炒作莫须有的中国“南海核心利益说”，极力利用、插手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在亚太地区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诬蔑中国“胁迫”邻国、威胁“航行自由”、挑战美国的“亚太领导地位”，为其“重返亚太”施放烟幕弹；日本对中国海军穿越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正常训练大做文章，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上倒打一耙、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大肆欺骗国际舆论，极力维护区域性海洋优势与非法的岛礁权益。为防范与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日还不时唱“双簧”，彼此相互利用、加固同盟关系。
“中国威胁论”的荒诞与蛮横
2010年以来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花样迭出，既有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也有2010年的年度性与阶段性特点，与在此期间中西方发生的诸多摩擦有关。
对于“中国威胁论”的荒谬，美国著名战略学者托马斯·巴尼特在“美国为什么要妖魔化中国”一文中直白地提出了10点原因，包括：把美国自己的问题(寅吃卯粮的财政赤字、贸易不平衡等)归罪于中国(人民币汇率等)；把中国看成“假想敌”与“挑战者”、自我限制对华高科技贸易；歧视中国的政治体制；台湾因素；“美国海军和空军需要中国才能生存下去”；“新保守派的美国‘一超’狂想依然盛行”，不仅防务开支要遥遥领先，而且要从军事上控制中国，并且“就在中国的家门口”进行；盲目的对华恐惧；宁愿相信关于中国的传言也不愿正视现实。
这也有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西方普遍陷入危机之中，而中国仍然加速崛起、GDP等不断赶超西方大国，致使西方对华心态格外敏感复杂，优越感下降、危机感上升、焦虑感增加、“坏心眼”增多。
需要纠正指出的是，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是假，“中国被威胁论”才是真，西方利用其话语霸权，动辄归咎与嫁祸于中国。事实上，明明是美国等在威胁中国，但西方却一再炮制“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反咬一口，妄图混淆视听。
“中国责任论”显著弱化
“中国责任论”基调有二，一是强调中国已成世界大国，西方凭此压中国承担“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目前还“不负责任”或“负责不够”，西方以此为“紧箍咒”，不时“敲打”中国，企图“规范”、“引导”乃至“误导”中国。
“中国威胁论”强调的是防范与遏制中国，而“中国责任论”更多地则是主张利用与借助中国、强调对华合作。“中国责任论”主要来自相对务实的美国行政当局，包括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十足的“两面派”)、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等，以及前政要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
希拉里关于“21世纪中美关系前景”的演讲可谓是当前“中国责任论”的代表，她明确表示不同意把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威胁，认为尽管中美两国具有“深刻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世界观”，但“合作比冲突能使双方都得到更大的益处”。希拉里还“动听地”说，“如果中美双方都能履行大国责任，我们未来的关系就会牢不可破。”“世界在期待中国，我们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一位独特的领导者。承担作为21世纪大国的义务将为中国带来更多机会，这意味着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遵守并帮助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中国责任论”的详细“菜单”包罗万象：中国应遵守与维护现有国际体系及秩序；中国应在全球性挑战上发挥“特殊作用”，包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接受强制性减排义务；在朝鲜半岛、伊朗核问题等地区热点上“担担子”；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扩大内需以实现所谓“世界经济再平衡”；在稀土出口、自主创新政策、外资企业待遇、开放中国市场等问题上承担义务；在“军事透明度”与地区安全问题上与西方大国合作。
如前所述，2010年以来“中国威胁论”的基调是指责中国“抛弃了韬光养晦”，而“中国责任论”的重点则是责难中国继续“韬光养晦”、不愿“有所作为”。西方一面批中国放弃“韬光养晦”、构成“威胁”；一面又批中国继续“韬光养晦”、拒绝承担“大国责任”，其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暴露的是西方的霸道、虚伪与自私。
从容应对“两论”噪音
透视2010年以来的西方对华“两论”消长，可以看出以下一些“门道”：
一是“中国威胁论”的比重要明显多于“中国责任论”，这与2010年中国加速崛起、西方继续衰退、中西磨合不畅以及中国周边“多事之秋”的特定时期有关。
二是反映了西方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加深，即防范戒备与利用借助双管齐下。
三是“两论”紧密关联、相互转换、“一体两面”，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有侧重、并不矛盾，目的都是竭力限制中国崛起的影响、维护西方的国际体系主导权。
四是“两论”反映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霸权逻辑”：从不或极少反思自己，一有问题就怪罪中国。
展望未来5至10年，西方对华“两论”仍将长期并存、互有消长，即便出现新的论调，也大体是“两论”的“翻版”、“升级版”抑或“杂交”，此乃中西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西方对华战略的两面性所决定。但不管未来“两论”如何演变，中国都将以最大的定力“走自己的路”，同时也以最大的善意和诚意致力于与西方乃至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作者陈向阳 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