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之“恶”，不仅在于其贪腐，更在于其在官场上对同僚、在社会上对百姓所传递的某种消极信号。必须让所有裸官、准裸官们明白：你有权裸，但你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裸。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我国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会对其进行“特殊管理”。
这种动向，无疑显露出我国已下定决心，将对公众意见颇大、影响尤为恶劣的裸官群体祭出杀手锏。
裸官，是指配偶(包括假离婚的“原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的公职人员。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成功出逃的“事迹”令诸多贪官叹羡——2006年6月，他在被“双规”前夕逃往境外，而其妻早已移居美国，为其生育一子的情妇也早已移居香港。
其实我们不难辨析，“裸官”者，有其所谓“裸”，也有其所谓“不裸”。“裸”者，家人都已“安置好”，自己孤悬国内，捞够了就跑；“不裸”者，基本上还处于无监督状态，不仅贪腐行径神不知鬼不觉，连老婆孩子移民海外的事实，除个别上司和同事“善意地知晓”外，基本上也是保密状态。显然，这种选择性“裸体”，对裸官们大为有利，贪腐起来自然尤其方便、格外大胆。
就权利而言，官员有裸体做官的权利。但任何理论都不能脱离显而易见的实际。以目前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一名官员，要想将家庭转移到国外，没有特殊原因或者寻租贪腐，难度极大。事实上，现实也一再警示我们，在我国，基于很多领域中权力的封闭运行，“裸官”极易形成一个缺乏监督的高危群体，极易衍变成落马贪官甚至外逃官员。
退一步说，即使从理论层面来讨论，身为一名党员、一名公务员，将家庭安置在自己理应忠诚于的事业天地之外，形成“狡兔三窟”之势，这本身就表明其对自己所从事之事业、所服务之人民的“忠诚度”值得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说，裸官之“恶”，不仅在于其贪腐，更在于其在官场上对同僚、在社会上对百姓所传递的某种消极信号。因此，治理裸官，不仅要对这一群体“另眼看待”，如2009年底深圳出台规定，特别强调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更有必要让裸官们站到阳光下，裸得更彻底一些——
一方面，公开裸官的身份，公开各地、各部门的“裸官名单”。必须说明，这种公开不含褒贬色彩，那些确有合理原因而家庭在国外的，不妨身正不怕影子斜；至于那些非正常原因成为或打算成为裸官者，恐怕就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其实这并非苛刻的要求，所有公务人员本应都工作在这种状态)，又岂敢再对国家和人民财产伸出罪恶之手！
另一方面，公示裸官的财产、家庭状况，既形成威慑，又能及时发现问题。群众的目光是雪亮的，但不能再单靠互联网上周久耕手边一包“九五至尊”这类的偶然信息来发现问题，而应主动向民间打开监督的大门，“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裸官。当前，干部财产公示制度似乎进入了一个深水区和博弈期，此番，若能以裸官这个嫌疑最大的高危群体为突破口、试验田，既能收到实效，又能为将来的全局上的干部财产公示提供实操经验，也算是裸官们为这个国家所做的一点贡献吧。
必须让所有裸官、准裸官们明白：你有权裸，但你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裸。当然，最理想的局面还是，所有官员都向公众坦诚相对，将自己与公职有关的所有信息都裸露于公众面前，接受阳光的查毒、消毒。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早些到来。（徐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