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的收入相差达40倍；少数富裕家庭掌握了40%的居民财产；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城镇贫富差距问题比农村还要严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用人民大学的研究数据作为佐证，呼吁政府在十二五期间尽快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从学校的研究结果看，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逐步扩大。”纪宝成代表说，最近若干年，中国GDP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贫富差距也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在扩大。不管用哪种方法测算，扩大的趋势客观存在。
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成“祸首”
分析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纪宝成说，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容忽视。他解释，影响基尼系数的三个因素分别为：农村内部的差距、城乡差距及城市内部差距。2003年三农政策出台以来，惠及广大农民，农村贫富差距大幅下降。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已经由1996年的32.3%下降到2008年的12.3%。但是，城市内部贫富差距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已经上升为第一位的因素，于2008年上升到45.3%，城乡收入差距为42.4%。这两大因素是影响中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因素。纪宝成指出，城镇化过程逐步加快，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同样加快。这是需要引起政府高度重视的战略问题，希望政府能够把治理城市贫困问题列入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
贫富家庭收入差40倍
纪宝成说，财富存量的分布不公，也成为财富差距扩大的重要的新因素。并且研究认为，这在未来若干年将加快城镇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1992年，中国经济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警戒线。近20年的积累，造成财富增加，分配严重不公。根据国家发改委、统计局的报告，2004年中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层的10%的家庭收入只占1.4%，相差32倍。到2009年，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40倍。
财产存量分布不均，必将对收入流量进一步不均产生巨大影响。储蓄存款极大的不平衡，通过投资收益、利息收益，促使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财富分布的不公，通过遗传成为破坏机会平等和代际平等的最大因素，带来严重的动态不公。比如，创业机会不平等、就业机会不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以及其他服务的不平等。这对社会非常不利。
津贴加不到临时工头上
纪宝成代表提出，行业分配不公，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也要加以解决。而且，体制性因素不容忽视。在部门分割、地区分割、行业分割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试图通过转移支付，一定范围的社会福利改变分配不公，有时不但不会解决分配不公，而且会加大不公。因为社会保障、职工福利还没有做到普遍化、均等化。他以自己所在的人民大学为例，“我们想给职工增加津贴，但只有体制内的职工能够受益，临时工是加不上的。”
研究还发现，收入差距和经济水平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份如广东、江苏、浙江等和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如青海、西藏、宁夏等，基尼系数排位都是比较高的。研究结果证明，重视民生工程的省市基尼系数就小一些，如北京基尼系数排在第28位，作为首都已经不易。重庆的成绩最好，排在第31位。这就说明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是缩小基尼系数的有效手段之一。
建议尽快建立资产实名制
纪宝成代表发现，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的提法是：“逐步”扭转收入分配权差距扩大的趋势；温家宝总理的报告则表述为：“尽快”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一词之差，紧迫程度明显不同。“我更加赞同总理报告的提法，希望十二五规划纲要能够与总理的报告一致。”
纪宝成呼吁，要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就必须高度重视财产存量不公的问题，并研究如何加以解决。他建议，应该促进新型的财产税税收体系的建立。这需要尽快建立房产登记制度、储蓄实名制、证券实名制以及其他资产实名制。从房产税逐步扩大到固定资产税和遗产税。“没有新型财税体系的建立，不大可能解决贫富差距扩大。”一些发达国家财产税体系健全后，还会促使富人增加慈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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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主要指标，其数值最小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最大为“1”，表示绝对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警戒线”。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2009年“基尼系数”为0.47，接近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水平。上世纪70年代前，我国人均GDP只有约200美元，“基尼系数”不到0.2，这些年收入差距总体上在持续拉大。世界一些最富裕的国家收入差距并不大，发达国家平均“基尼系数”多在0.36以下。本报记者 廖雁 J165
专家点评
把资源用在百姓身上
点评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
中国政府应该怎么缩小贫富差距？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表示，由于国内收入分配不平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被少数人拿走了，社会贫富差距很大，大多数人只拿着微薄的低工资。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对于国内不同群体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仲大军提供了一组数字，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为70%。仲大军认为，这说明我国改变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迫在眉睫，贫富差距也较为明显。“特别是一些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高出最低工资几十倍、上百倍，这样使大量的财富流失到少数人手中，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在一个巨富的身后，可能有几百甚至更多的穷人。”
仲大军认为，从目前国家发展的状况便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我国现存的问题。这是一条分化式的发展模式。所以，应该转变发展的思路，尽量避免将资金和资源通过出口方式大量往国外输送，要促进国内的消费，增大中国的消费力，而不是投资到国外去增加别人的消费力。应把国家资源切切实实地用到改善老百姓生活水平上。
给低收入阶层一种激励
点评人：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
刘煜辉认为，使中国实现消费转型的关键在于初次分配，要改变初次分配格局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这必然使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扭转这一趋势只能靠经济模式的转型。
“从宏观上说，地区的差异拉大，贫富差距拉大，整个社会的消费边界倾向陷入了一个高投资、高储蓄的循环当中，要转变经济依赖性就会越来越难，内需很难启动起来，整个经济体越来越依赖于外部的需求，受外部需求越来越强。”改革收入分配的重心，在于破除体制的障碍，给低收入阶层一种激励，为他们创立一个体制，让他们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进入中产阶层。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终会形成中产阶层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中产阶层能支撑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得力和城市化提速，这个基于收入的良性循环的社会结构才能持久。未来如果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调节资源配置方向，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也可以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本报记者 赵喜斌 J209
委员热议
李德水委员
要做大做强中产阶层
李德水委员认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重点应该向中低收入居民方向倾斜，因为不同收入的居民本身差距就很大，基数很悬殊。如果所有居民都按同一个比例增长，就必将使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更加恶化。所以在政策设计上要做好低收入群体的保障，调节过高收入者的收入，做大中等收入阶层的队伍。按照国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大做强中产阶层。这样我们社会从消费能力来说就会大大提高，扩大消费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张帆委员
应调研不同行业
收入的依据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张帆认为，在社会管理中，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不仅要创造财富还要学会管理财富。现在常常看到的是一个行政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很少研究一个行业的收入情况，如公务员的收入和事业单位人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张帆委员建议，应该加大行业收入情况的研究，各行业之间合理的收入比例是什么？不同行业收入的依据标准是什么？应该通过对社会各行业收入的调研提出合理解决的方法，减少不和谐因素。
蔡继明委员
垄断导致行业收入扩大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委员认为，我们的房价高，加油贵，收费公路多，而这些涉及的都是垄断行业。因此应该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本报记者 邵泽慧 J049
张晓梅委员
有些富人“以钱换名”
也没什么不好
昨天下午，张晓梅委员说，缩小贫富差距，有两条途径，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以政府作为主导，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投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但还有一方面也很重要，就是需要社会的力量，让富人通过交税的方式，即增加高档奢侈品消费税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资金，来专项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同时，鼓励富人拿出钱来帮助贫困者。
对于富人，还要让他们拿出爱心，也就是拿出善款来帮助贫困的人群。我认为，在这方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富人与贫困人群的隔阂很大，双方少有沟通。很多富人想通过各种手段来帮助贫困人群，但苦于没有相应的渠道，即使是有渠道，也容易被人误解成“以钱换名”。在中国这样还有很大贫富差距的国家，即便是有些富人“以钱换名”，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毕竟这让贫困的人群受益了。
一个有影响的名人(富人)，他本身有很多社会资源。这些资源都是围绕着个人的。所以，如果鼓励富人帮助贫困者，有时会事半功倍。这也是国家政策的一种很好的补充。
最后，张晓梅委员说，不管是政府，还是某些人的帮助，都是外因。真正要摆脱贫困，还需要贫困者自立，在政策扶持下，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建立自立。中国有句话：靠人不如靠己。一辈子吃救济的人是无法摆脱贫困的。(记者 龙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