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加。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截至今年2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机动车驾驶人数量双双突破2.1亿，私人汽车保有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3%。
与之相伴的，是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去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治堵政策，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今年全国两会上，交通拥堵问题再成热点。部分代表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交通拥堵是城市整体规划不合理带来的问题之一，应该理性看待。至于治堵之策，一方面要通过更加先进科学的管理体系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另一方面要提升全体交通参与人的素质，让文明交通成为每个人的习惯。
交通问题首先是城市规划问题，应理性看待
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成了老百姓生活中的一大头疼事儿。作为交通管理职能部门之一的公安机关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交通拥堵首先是城市规划的问题，一堵就埋怨公安机关肯定是不对的。”全国人大代表、中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罗群辉对记者表示。他说，一些国外的大城市没有出现严重拥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区域功能划分合理。
“出现交通拥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全国人大代表萧玉田认为，“当前大城市的拥堵加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在基础设施上投入不够。此外，对城市的规划缺乏前瞻性或者对规划执行不力也是造成拥堵的原因。”
刚刚获聘江苏省 “文明交通形象大使”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副政委陈先岩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一条道路从2米宽拓展到20米，依然没有告别拥堵。“交通问题根源于城市规划发展，包括工程建设、机动车容纳能力等，有的地方规划缺乏整体考虑，事后再解决就发现无从下手。一味拓宽道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说。
在城市整体规划方面，许多代表委员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副处长陈伟才说：“对于城市建设规划等负有管理职能的部门很多，一些决策的出台必须在互通有无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就会直接影响到城市运行。”
“建议国家有关部委规定和督导全国所有城市科学计算城市规模和道路极限与汽车保有的最大容量，并在‘十二五’有关城市交通发展的规划中，尽快补入相关内容，进而有计划地控制城市汽车的年增长量，避免盲目发展之后‘急刹车’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挫伤。”全国政协委员王东林说。
在道路通行能力挖潜和科学管理方面，可大有作为
在3月4日全国政协经济界别的小组讨论上，杨超、贾康等几名全国政协委员针对交通问题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实行限购等政策是政府部门的无奈之举，今后还应在道路通行能力挖潜和科学管理上做文章。
贾康委员曾经向大会递交过交通管理方面的提案，对于统筹完善城市交通设施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看，许多大中城市的道路通行能力还有很大挖潜空间。以北京为例，“我曾经多次在一些路段做过调研，感觉在车道设置、限速规定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影响了道路通行能力。希望有关部门继续加强调研。”
这个观点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的认同。邬贺铨告诉记者，他作为北京市政府参事，曾经多次到国外就交通问题进行过实地考察，并向政府正式递交了关于治理交通问题的建议。其中，加强道路通行能力、发展智能交通是主要内容。
邬贺铨说，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的道路数量虽然不少，但通行能力较低。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加大投入，发展智能交通系统，实现根据车流量自动转换。“此外，公安机关警力少，路面上单依靠民警是远远不够的，要大大增加交通协管员的数量。除了一些重要的路口，在医院等一些热点区域周边也应该多布置警力。”
“城市规划可能有问题，但公安机关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仍可以有所作为。比如合理设置红绿灯和红绿灯等待时间，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管理交通，快速有效地处置交通突发事件等等。”全国人大代表罗群辉说。
实际上，这些代表委员的想法已经在一些地方公安交管部门得到了实践。在浙江省杭州市，交警部门就探索出了一种“时空一体化”的交通组织模式。
记者在西湖区交警支队看到，通过让某岗交通灯在原有周期内相位运行2次，就可减少另一路口行人等候时间约40秒，缩短机动车等候时间约35秒，这样既提高了行人守法率，又加速了车辆通行能力。
为研究这种以信号时间换取道路空间，以道路空间争取通行时间的交通控制策略，杭州交警部门进行了为期1年的研究和实验，对实验路段和时段进行了以每个路口和早晚高峰期每5分钟为单位的细致分析，制定出一份份颇具“个性化”的通行“菜单”，综合运用信号优化、交通渠化、执法管理、信息诱导等手段，有效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城市道路交通微观管控问题。
文明参与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学会‘走路’”
“我们必须学会‘走路’”，这是全国政协委员王东林在本次政协大会上的发言题目。
“这里的‘走路’，指的是步行和使用各种交通工具代步的行走方式。很惭愧地说，我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学会‘走路’。步行在路上，对交通信号灯全然不顾，有的连交通护栏都翻越；开车的人随意变道不打转向灯，争道行驶；有的人甚至不知道斑马线的规则，快速冲过以致撞倒行人……由于不大会 ‘走路’，我们遭受了太多的损失。”王东林对记者说。
“直行车辆占用右转弯车道，左转弯车辆占用直行车道，本来不堵的路也走不通。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目前拿这些不文明的交通行为没有好办法，但恰恰就是这些加剧了拥堵。”全国政协委员邬贺铨说。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交通事故当中，人的因素占80%以上。交通参与人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也是道路畅通能力的决定因素之一。为此，中央文明办、公安部决定从2010年起至2012年，在全国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努力提高交通参与者的文明道德素质，实施一年来成效显著。不久前，北京市开展“十大交通陋习”的整治，再次引起社会关注。北京市交通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文明交通行动就是要通过软实力的提升来“缓堵”。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朱师傅对 “交通陋习整治”十分赞赏：“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太多了，光靠警察管什么时候能管得完？每个参与人注意点，路就通畅多了！”
“文明交通行动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通过教育宣传和必要的强制手段，让每一个交通参与者，从行人到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依规定行路，改变陋习，建立良好的习惯。每个人的交通行为有所改善，整个交通状况就会改善。”王东林说。 本报记者 闵政 赵容 苏雪峰 谢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