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前写好了遗嘱
接到撤离命令时，ZOC项目经理徐东杰与两位同事还在距离的黎波里1000公里之外。这个地方，枪声已经处处可闻。
有三套撤离方案，第一方案是到邻近的一个城市坐飞机赶回的黎波里，但徐东杰与同事没赶上。第二方案是赶到管道局利比亚地区公司的另一个项目部，与那里的同事会合后赶回的黎波里，这个方案也行不通。
“警察告诉我们，很多外国人赶到那个地方后就被杀了。”徐东杰说。只有最后一个办法，驱车赶回的黎波里。
这个时候，从ZOC项目所在地到的黎波里，沿途所有的城市都已经卷入战争，要赶回的黎波里，就要面对60多处关卡。
徐东杰明白，这1000公里凶多吉少。出发前，除了将项目所有的文件资料整理打包好，他与另外两名同事分别写好了遗嘱，定下3月15日发送。如果到那天，领导、家人收到这封邮件，说明徐东杰与这两名同事已经回不来了。
前100公里一路太平。但在100公里后，徐东杰和同事遇到了第一处关卡。
“两个警察模样的人手里拿着AK47突击步枪指着我们的脑袋，问我们要去干什么。”徐东杰告诉记者，当时根本就没敢说是要回国，只说是接到大使馆的电话，要求回大使馆。当时，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
20多分钟的持枪检查之后，徐东杰和同事被放行。事后徐东杰才知道，反政府军刚占领该城市不久，大队人马去朝拜了，这两个守卫经验不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路狂奔，1小时之后，徐东杰们又遇到了一个检查点。
这个检查点只有一个人把守，在盘问徐东杰和同事时，这个人的右手一直揣在衣服内，里面是一把老款六式手枪。他的这个动作让徐东杰紧张得直冒汗。
沿途走来，徐东杰看到的到处是倒塌的房屋、四散的人群，听到的是不绝于耳的枪炮声，但这些远远比不上被枪指着脑袋带来的恐慌。幸运的是，后面的关卡都由政府军把守，一路平安。
平时只要八九个小时的路程，徐东杰他们走了49小时，到达的黎波里时，已经是23日23时，利比亚时间17时。
“这期间，单清不断提醒我们换乘有当地车牌的车辆，因为已经出现攻击中国人的情况。如果没有及时换车，可能真的就回不来了。”徐东杰说。
所有利比亚起飞的航班都预订76张机票
就在徐东杰他们返回的黎波里的同时，另一组人马也在紧急撤回的黎波里。
“21号接到撤离通知的时候，工人们还在工地干活儿。”管道局利比亚地区公司副经理孙硕昌当时正带领53人在注水项目工作。
尽管2月17日，孙硕昌就已经感到利比亚形势变了，但还是坚持工作。2月21日，接到撤离通知后，孙硕昌组织工人把设备、施工材料整理收起，交给当地人保管。等待管道局利比亚地区公司安排的专机。
“找到我们服务的油田的经理，告诉他我们的撤离计划。没想到他说，这个计划恐怕实现不了。”孙硕昌说。
原定22日上午的飞机被取消。
这个时候，利比亚境内已经实施航空管制，大多数航空公司都已经关门。
孙硕昌的心一直悬着，53名员工的安全也悬着。
22日晚，单清告诉孙硕昌，包机已经安排好，23日就全部撤离。
在孙硕昌、徐东杰他们向的黎波里集中的时候，刘杨正在的黎波里紧张地整理公司文件。
2008年，刘杨被派驻利比亚工作，今年1月刚接手公司合同、文件往来的工作。2月21日晚，接到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全部撤离的命令后，刘杨跟同事开始整理材料。熬了一整晚，刘杨跟同事才把公司合同、税务文件整理打包好。这些都是日后要求赔偿的关键材料。
22日晚，管道局利比亚地区公司所在营地听到枪声，公司一名员工当时脸色蜡黄，走路都一直打晃。
所有人都在等待尽快撤离回国。
22日4时，利比亚时间21日22时，首批22名驻利比亚管道员工具备撤离条件，6小时后顺利登机。23日22:30回国人员到达北京首都机场，中途中转迪拜，行程31小时。
23日19时，利比亚时间13时，第二批11名回国人员具备撤离条件，并于24日12：15到达北京首都机场，中途中转迪拜，行程17小时。
24日夜里1点，利比亚时间23日19时，管道局利比亚地区公司剩余76人，全部集合于的黎波里，等待撤离。
“我们计划当天分三批撤离——分公司、现场施工人员先走；地区公司员工次之；地区公司领导最后走。”单清说，以前从来没见过枪，现在已经能够准确地分辨步枪、机关枪和冲锋枪的声音了。
所有人都盼着早点离开利比亚，但没有人对这个分步撤离的方案提出异议。由于局势不稳，利比亚境内很多航空公司已经不再营业，管道局员工撤离只能通过国内来安排。从23日开始，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管道局国际事业部就与各国航空公司联系，每一班从利比亚起飞的航班，管道局都会预订76张机票，因为，这些航班随时都有可能被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