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晚报:“公布官员手机”未必是信息公开良方

　　山西省纪委和组织部近日联合公布了260名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和邮箱，目的是为防止换届选举时期的不正之风。记者抽样拨号，公开的手机号接通率不足四成，接线官员称骚扰电话多。

　　公布领导电话，不是新招。说是全国首例，其实是“换届选举期间公布”是首例。不过，这种做法是否真是信息公开的良方，个人认为是存疑的。而媒体报道的“接通率不足四成”，又是否能借此来抨击有关官员“敷衍塞责”？也是存疑的。

　　任何一个普通人，面对手机里每天层出不穷的陌生电话，都会不胜其烦。其实报道里也说，公布手机后，官员接到的大多不是对选举不正之风的举报电话，而是媒体记者来电。这些与工作无关的试探电话，是不是本来就对他人构成了骚扰？

　　一个简单问题：官员到底有没有手机号、家庭电话的隐私权？我认为是有的，因为公事可以打办公室座机，而手机常常意味着私人空间。这个新闻中，并没有说明公布的官员手机不是私人手机。我们知道，党政部门，按照各自机构进行了分工，根据这些机构，还设置了一整套规范的办事程序。如果这些机构尽职尽责，程序也都是能正常发挥作用的，那个人的问题，不论是日常事务，还是投诉举报，都应该能找到相应的分管机构，得到妥善接待处理，乃至回告。在这种井然有序、各尽其责的行政效能面前，普通人根本用不着需要知道官员的手机号，而官员也压根无需有手机被陌生来电和非职责内问题骚扰的烦恼。可现实偏偏是，不仅老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有问题直接打领导电话，而且党政部门也越来越把公布领导的联系方式，或者一把手接访，当做一种高效的象征和勤政廉政的行政方式。

　　不可否认，公开官员手机号，有利于领导更好地了解真实的民意，避免信息层层传递过程中可能的延误和扭曲，是现代社会信息和政务公开的一种表现，但如果政府部门习惯如此简单推进，无非是原来的行政状态没有丝毫改变，又增加一种新的行政程序。这和山东济宁的“马上就办”何其相似，这种思维蔓延开来的结果，就是重叠的程序越来越多，造成公共行政资源的浪费。

　　我们正在建设的法治社会，理想状态是现有的行政机构分工，能发挥应有作用，使行政程序无须领导直接过问，也能高效畅通。从这个角度讲，公开领导电话，可以成为成功的个例，却难以成为普遍意义上的信息公开良方。(丁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