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的爱情看上去有些“高不可攀“，在家乡寻觅那个“她”也并非易事……
新生代农民工“情归何处”？
过去几载与城市女孩的恋爱“征战史”都以失败告终，挑战着来自陕西农村的农民工武强寻找城市爱情的勇气。虽然如此，他现在最大的理想，依旧是继续寻找一位城市女孩为伴做妻。
武强已过而立之年，中专学历，目前没有固定职业。他长期在城市打工，已和农村姑娘没有共同语言，却与城市女孩相处愉快，这让他一直坚定要找一位城市伴侣的目标。然而，他却发现，将理想转变为现实，是难度太高的一件事。他告诉记者，日益不稳定的婚恋问题不但深深困扰着他，还有他的众多工友。连日来，记者通过对一些农民工婚恋经历的采访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难题。
找个结婚对象咋就这么难？
城市中的爱情看上去有些“高不可攀“，在家乡寻觅那个“她”也并非易事。
在北京做装修工人的王鹏每年春节回一趟家，热心的邻居、亲戚和红娘都忙着给他介绍对象。他跟对方还没完全熟悉，就又背上行李回到打工的城市。想念时，他们只能靠电话和网络互诉衷情，半年甚至一年也难见一面，于是，最终渐渐失去联系。
王鹏曾想带上女友一起外出打工，这样就要求两人能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单位，可现实情况难如人愿。王鹏每天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屋外是繁华的都市夜色，屋内却是日复一日的独身蜗居生活。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大批步入婚嫁之年，伴随社会结构与观念的嬗变，他们滋生于城市生活土壤中的婚恋爱情经历已经迥异于上一代农民工。当他们的物质权益保障日益引起重视时，他们的精神世界凸显出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
记者随机采访一些农民工，多数人认为打工生活最重要的并不是累，而是空虚寂寞。这种现实的生活状态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择偶。
刘天宇2000年来北京某印刷厂工作，如今已经30岁，至今没有成家。虽然在京工作，但他的工资待遇并不高，每月仅3000多元收入，除了给家里寄点外，剩余的钱只够自己开销。他也想在老家找个对象，可两地分居并非他所愿，带到北京开支又太大，因此婚姻的事情只能一拖再拖。“找个对象咋就这么难？”
女性农民工同样存在这样的困扰，29岁的陈美兰在一家台资企业上班，月收入3000元，在城市已经生活6年。现在，对于“奔三”的她来说，结婚成家成了最大的烦恼。“在城市里，我这样出身的女孩子其实很难找到如意的对象。”因为农民工的身份，她有些自卑：“但是让我回到农村找个对象也不行，没有共同语言和爱好。今后的家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建筑业、加工制造业——这几乎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
而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成群结队。职业搭起的围墙同样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已婚者离婚率逐年增高
在城市中打拼寻找意中人难，而在老家已经成亲的打工者，由于流动性强，离婚率也在逐年持续增高。
专家如此分析农民工的婚姻：婚姻基础不牢固，结婚前未经充分接触，相识数月或一年便急于结婚。而婚后忙于挣钱匆匆外出打工，没有继续培养感情的时间和机会。虽然法律上已有夫妻之名，实际上却是形同陌路，这样的夫妻之间一旦出现矛盾，婚姻关系便岌岌可危。
陈小云与张山结为夫妻后，看到村里进城的年轻人都在家盖了新房，夫妻俩也一起来到北京。在老乡的帮助下，两人很快找到工作，租了房子，安定下来。张山在酒店没干多长时间就被提拔为大堂经理，陈小云人老实，一直在饭店当服务员没什么起色。慢慢地，两人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因为收入差距的拉大，张山看不惯小云买的“廉价货”，小云厌恶张山的“铺张浪费”。终于有一天，两人想到了离婚。
记者采访发现，实际上，传统的婚姻观念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制约力开始越来越弱，在很多受访的年轻农民工看来，离婚是自己的自由。一位来自安徽的农民工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村里年轻人离婚已经占了结婚人数三分之一，不少婚姻虽然维持着，也是名存实亡。
据相关部门调查得出的结论，农民工离婚率近年来高居不下，不少农民工长期在城市打工，已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与留守家园的配偶的思想、生活习惯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导致思想交流逐渐减少，夫妻感情也越来越淡薄。另外一方面，在家留守的一方不仅要承担本该属于夫妻共同承担的劳作和育子之辛，更要承受巨大的孤独之苦，所以留守一方出轨的也不在少数。
难以言说的“隐痛”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卫生专家刘华清曾随计生委对农民工的性现状进行过调研，在他眼里，农民工在寻找正常婚姻生活遇阻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法言说的隐痛——性，这个略显尴尬的字眼很现实地困扰着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并渐渐地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问题。
记者走访北京一些建筑工地周边发现，这些区域总有一些闪烁着粉红色霓虹灯、暧昧色彩浓厚的发廊“若隐若现”。一位农民工告诉记者，有些从事着非法性交易的发廊甚至跟着建筑队迁移。
一些正规的建筑工地采取的是半军事化管理，下工后除请假外，不让工人外出，但在一些管理松散的工地，下工后的农民工百无聊赖，长期缺乏亲情与家庭的约束，在一些人的撺掇下，一些农民工结伙外出“潇洒”。
农民工群体的两性关系正迅速向多样化和临时性演变。对流动人口的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对商业性性行为赞成率男性为32.8%，女性则为21.3%；男性对临时性性行为赞成率高达45.5%，女性为33.1%。
“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性现状不容乐观，远离家人，情感缺失，正常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道德失范的行为。”刘华清表示。大量农民工婚姻家庭的解体，使其在自身生活蒙受阴影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部分农民工离婚后为寻找精神寄托，参与赌博、嫖娼等违法活动，将淳朴民风和传统道德弃之脑后，成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
他们的青春何处安放？
目前，民政、法律等相关部门已经对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等问题进行充分地关注。
在相关部门的努力下，一些建筑工地已经盖起了夫妻房，各级工会组织优秀节目、电影进工地，同时积极开展职工书屋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充实农民工的精神世界。
农民工婚恋问题研究者王晋临曾专门做过调查分析，他认为，实际上，农民工群体存在的很多问题根源还在于户籍等深层次制度原因，应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落户附加条件，消除不利于农民工婚恋的体制和政策性障碍。同时给进城农民工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包括就业、劳动报酬、子女受教育的机会等等……这直接决定着农民工能否找到好的工作和提高经济收入，能否加强与家庭的沟通与交流。
他认为，文化素质不高，道德自律能力较差确实也是诱发农民工婚姻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加强农民工思想道德和文化知识教育，对农民工进行普法教育也非常必要。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引导农民工树立正确的婚姻价值观念，是缓解农民工婚姻问题的重要途径。”王晋临表示。(记者 车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