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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患者赔偿金难抵医疗费:想多活两年看儿子毕业(2)

2011年03月28日 10:02 来源:工人日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给医院的钱像“流水”一样

  在煤矿干了不到六年,郭海良挣了20多万元,养活了自己和老婆,还供惟一的儿子上了西安的大学。去年11月,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协调下,郭海良与别的患病工友一起拿到了赔偿金。

  拿着17万块钱,郭海良以为这笔钱能够堵上以前治病的“钱窟窿”,还能留下不少继续治疗。

  然而,郭海良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了起来,每天付给医院的钱“像流水”一样,“一天就要花三四百,到三月份,已经花了二十六七万。”郭海良的妻子刘金荣说,赔偿金早花完了,现在的医药费都是亲戚们东挪西凑来的。

  如果不是郭海良突然憋得昏死过去,家人已经不敢轻易送他进医院。“上次他才在医院住了不到10天,就花了三千八。”

  从2月下旬到3月23日,郭海良已经昏迷过四次。

  “憋过去”的频率越来越高,郭海良感到自己的情况越来越危险,求生的欲望让他挣扎着给北戴河疗养院一次又一次打去电话,也给曾经帮助他讨到补偿金的韩世春律师打电话。

  郭海良只是希望律师能救救他。他不断喘着气说,这么严重的情况,没有医疗报销,一次性给他17万元赔偿金根本不够医药支出。

  在听说有的工友没有选择一次性赔付而是按月领取的办法,还可以享受医药费报销待遇后,郭海良特别后悔当初没有多了解情况。他委托韩律师给自己打官司,希望能“反悔”,选择按月领取赔偿金同时享受医药费报销的工伤保险待遇。

  郭海良对韩世春说:“谢谢你帮助我,如果需要我出庭,我就是挂着氧气也要去。”

  在郭海良家的厨房里,放着两大盆有些发黑的咸菜疙瘩,橱柜上放着几个土豆、两包平菇和一包豆芽。

  刘金荣说,平时他们就吃咸菜、土豆,有游商来的时候才能买点别的菜。但是,肉是买不起的。

  郭海良家实在太穷了,可比贫穷更严峻的,是郭海良的生命正在快速凋零。

  但尽管如此,对于能否帮他打赢这个官司,义联中心主任黄乐平律师却并不乐观。

  离开郭海良的家已是黄昏时分,刘金荣开始烧火、做饭、热炕。

  浓烟在不大的几间屋子乱窜,让人难以呼吸。因为房子的男主人无力整修烟道,炉灶和土炕的烟道也形成了恶性循环:烟道被煤灰堵住,灶里产生的烟排不出去,只能憋在屋里,就像它们男主人的肺……

  记者手记

  郭海良们的春天何时来到 ?

  从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得到消息,一位三期尘肺病人向他们寻求法律援助,而且患者可能时日不多。

  此前我曾多次采访过职业病患者,但情况如此严重的,还是第一次碰到。

  3月23日早晨6点30分,跟随义联的公益律师团队从北京出发,开了七个小时的车,一路沟沟坎坎弯弯绕绕,到了郭海良贫穷的家。

  一套三个房间的平房,进门那间既是门厅又是厨房。门厅左右各一间房,大点的那间不到10平方米,是郭海良夫妇的卧室。卧室内除了一台电视外,再没了别的电器。墙是用纸糊的,炕沿已经因为使用日久,变得黑而亮。门厅左边的房子,被用来储物,地上放着两大筐咸菜疙瘩,一口水缸、一个老旧的小橱柜。

  到了郭家,难免会想起一个词——“家徒四壁”。

  如果不是跨进了郭海良的卧室,我从来不知道人的呼吸声音会如此巨大。听着他困难地喘气,我自己也感到一阵阵胸闷。

  一个今年刚46岁的男人,本来正是黄金年龄,不仅是干活的好手,更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却躺在床上,一切动作、一切生活都必须依靠家人的帮助。

  说起儿子,说起心中的愿望,郭海良喘着气、眼泪顺着脸淌了下来,他侧了一下头,想悄悄地把眼泪蹭在枕巾上,他连擦脸都做不到了。

  郭海良明白,得了尘肺病,只有一个死。但他还是希望能通过各种治疗多活两年。因为他放不下心爱的儿子。

  每天巨额的药费无法报销,让郭海良的家庭雪上加霜。

  现在他们面临的经济问题本可以通过按月领取赔偿金的制度来避免。

  早在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出台文件对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予以规范——1至4级伤残长期待遇的支付,可试行一次性支付和长期支付两种方式,供农民工选择。在农民工选择一次性或长期支付方式时,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向其说明情况。

  郭海良的三期尘肺正属于1至4级伤残。但郭海良说“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他更不知道自己本来拥有选择权。

  事实上,除了郭海良,还有很多职业病患者正在遭遇这样的境况。

  在今年两会前,义联中心发布了对罹患职业病患者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获得一次性赔偿的,平均每人领取到的赔偿仅90742元。领取了一次性赔偿的患者中78%表示这些赔偿无法保障其后续的医疗和生活,47.5%表示这些赔偿最多只能维持2年以内的医疗和生活。

  一个喜讯是,职业病防治法已经列入今年的立法规划,这些现实问题有望通过立法获得“纠正”。但郭海良说他不知道什么是职业病防治法,更不知道这个法律的修改与他有什么关系。

  已然走到生命尽头的郭海良的确没必要知道何为职业病防治法了,因为他或许根本熬不过这个春天。法律改了,又能对他有什么影响呢?

  作为一名记者,我不知道现在怎样才能帮助他实现愿望。

  当我们把目光从郭海良身上转到更多已经罹患职业病或者可能正在遭受职业危害的劳动者身上时,呼吁修法、快点修法,似乎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能有的惟一作为。

  郭海良的春天还会再来吗?希望会。我更加希望的,是郭海良们的春天别再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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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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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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