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这是以前人们对一些地方农村文化缺失的形容。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力开展，农村文化建设有了长足发展，农民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不过，总体上看，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相比，与广大农民的需求相比，农村文化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突出抓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力培育新农民、倡导新风尚、发展新文化，着力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最近，本报记者分赴黑龙江、浙江、安徽、云南等地农村采访，了解当地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倾听他们的需求和期盼。
“喜欢唱、喜欢跳，但是活动场所非常有限”
“等着你，等着你，我在山下等着你……”每晚8点一过，云南腾冲县中和乡大村的文化大院，村演出队的队员已经在台上唱起来、跳起来了。
10多年前，大村就组建了演出队，队长杨菊美说：“那时，我们就在村里的巷道、屋角跳传统花灯、唱滇戏，并不富裕的大家凑钱买录音机、道具、服装，就是喜欢唱、喜欢跳，唱了、跳了就高兴了。”
2009年，大村决定拿出火山石开采权转让所得的200多万元集体收入，建设文化大院。不过，当时200多万元没能及时到位，村里12个党员干部一合计，每人从信用社贷款5万元，先期垫付。文化大院如期开工。
在云南，像大村这样的“文化惠民”创建村已经发展到68个。
不过，在许多农村，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相对比较单调，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也还比较薄弱。
“村民们想唱、想跳，喜欢唱、喜欢跳，但是活动场所非常有限。”云南楚雄禄丰县仁兴镇综合文化站站长张云福说，全镇148个自然村，目前仅有16个村文化室，天一黑，大多数村民只能待在家里，实在想跳了，就去哪家的院子里活动活动。
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的民间艺术基础不错，东北秧歌、满族花棍舞、珍珠球、寸子舞远近闻名，每年夏秋都要组织几十场“金色田野”百姓大舞台下乡演出。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北林区的21个乡镇已经建起了18个文化站。
文化站建起来了，问题也接踵而至。北林区文体局副局长侯立辉说，下乡演出需要车费、油费以及演员的吃、住、行等费用，搭建舞台也要投入。一次活动搞得好，下次申请经费就相对容易些；如果效果不理想，下次再申请经费就很难了。
另外，由于东北地区冬季气候寒冷，“农家书屋”和乡村文化站绝大多数处于“半年闲”的状态。文化活动场所的建设，主要靠国家下拨的文化建设经费，但要正常运营还需要煤、水、电等日常开销，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资金缺口。
为切实解决农村文化建设长期以来存在的历史欠账多、现实投入不足等问题，各地都想了不少办法。比如，云南省从2009年开始，省级财政按照农民年人均0.5元的标准，每年安排1800万元的“文化惠农”活动补助经费，用于农民文化活动补助。而在此前的2007年，云南省财政投入1000多万元，为25个边境县和3个藏族群众聚居县每县配置了1辆“文化大篷车”，把文艺演出送到村组。
“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资金投入不能光靠村集体，政府应该加大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另外也可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戴卫东表示。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这几年民营艺术剧团如雨后春笋。
石国荣，浙江嵊州市黄镇光明村的普通农民。1988年，他创办了嵊州市群艺越剧团，现在已经成为嵊州最大的民营剧团，每年到各地演出600多场。
群艺越剧团是浙江农村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仅嵊州市就有100多个民营剧团、4500名从业人员。
文化站人气为何比不上麻将室
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农村文化的投入力度都非常大，单从硬件上说，很多地方的农村文化设施还是比较健全。不过，调查中发现，很多地方的农村文化设施利用率并不高。
走进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津河镇的综合文化站，暖气是凉的，在屋里穿着外套还有些冷。大鼓、投影仪、电脑等价值比较高的设备收进了库房。原本用作小剧场舞台的地方，堆满了破桌椅、地毯、旧书包等杂物。
津河镇农民张洁反映，这个季节基本没啥文化活动，像村里的四室一场(图书室、微机室、棋牌室、健身室、小剧场)都不开。“村里打工出去的有一大半，留下来的要么是忙着种地，照顾家务，要么都是年老体弱的，大家白天累了一天，要说搞些文艺活动，一没时间，二没体力。”
当地农民说，他们平常玩得最多的，还是传统的老三样——喝酒、打牌、唠嗑。
记者调查发现，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这确实是影响农村文化活动开展的重要原因，但未必是主要原因。
在云南不少地方，村文化大院建设热热闹闹，文化活动也开展得红红火火。不过，也有村民反映，文化大院开展的各种文化惠民活动，初衷是好的，但内容上还有些单一，“除了唱歌跳舞，我们很少去文化大院。”村里的麻将室经常有很多人。
马鞍山市文明办副主任孙宏举说，一些地方虽然成立了宣传文化服务中心，建立了综合文化站，但配套工作没有完全跟上，“不能真正实现为群众服务的功能”。
“农村文化建设要避免成为面子工程，就要特别针对农民的特点，不能急功近利。什么时候能让农民有自由选择文化活动的权利，就有很好的效果了。”云南省文化厅厅长黄峻说。
关键要“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有人带”
采访中，许多干部群众反映，农村文化建设，关键靠人。
绥化市北林区文体局副局长侯立辉介绍，北林区文工团有将近50人，群艺馆有20人，民艺团有7个人，这三家是北林区主要的文艺团队，文艺汇演、送戏下乡以及庆祝性演出等，主要依靠他们。但是，近年来这些团队人才流失很严重。
“会的人少，带头人少。”北林区津河镇副镇长杨惠斌说，现在，大家都忙着赚钱，没兴趣搞文化活动。
黄峻说：“长期以来，在行政村以下，由于没有专人负责文化工作，文化建设的自发性淹没了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要实现村级文化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关键是要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有人带。”
2009年1月，云南省出台《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每年从懂文化政策、有实践经验、德才兼备的干部中选派一批文化副县(市、区)长、副乡(镇)长，主要负责文化建设”。2010年8月，从省级有关部门选派的首批9名文化副县长全部到任。
刘正荣，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到临沧市凤庆县担任文化副县长已经半年多了。他把全县13个乡镇跑了一遍，发现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较以往好了很多，农民自发的文艺演出、传统“打歌”经常能见到。
“但是，我们下乡调研，听到群众反映，农村的文化生活还是相对枯燥，希望能改善文化活动的场所，更新录像放映的设备。除了经费投入，更关键的还得要有人组织。”刘正荣说。
近年来，云南还想了一些办法，解决“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有人带”的问题。比如，从有知识的优秀青年农民中聘用了一批“文化干事”，专门组织群众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同时负责抓好农民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指导推进乡村文化产品的开发推介，联系协调农村文化产业合作社的有关工作；从大学生村官中聘请了一批“文化辅导员”，负责农民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校的培训工作；从热心文化事业的村民中招募了一批“文化志愿者”，协助“文化干事”做好文化活动中心或文化活动室的日常事务。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搞得怎样，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质量。”戴卫东建议，应当改进农村基层干部的政绩考核机制，引导他们在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的同时，重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记者温素威、胡洪江、袁泉、钱伟、顾春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