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成时代潮流 制度壁垒亟待破除(2)

　　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参与能力不断提高

　　“社会组织是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一个主要方式。”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对半月谈记者介绍说，过去我们的社会治理只有单一的主体，就是政府。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现在全国社会组织已达到了44万家，再加上无法统计的草根组织，可以说数以百万计。不同的社会组织可以把不同的社会工作集结起来，尤其是公众自发成立的民间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一座桥梁。

　　“社会组织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新的机制、新的渠道、新的平台，在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建立沟通表达机制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认为。

　　环保领域历来是社会组织大显身手的舞台。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城”在湖北武汉市十分活跃，近年来，通过执行“新公民计划——绿色呐喊，走进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环境教育项目，使武汉82所郊区农村学校和城区农民工子女学校约5万名孩子受到了环境教育。“绿色江城”还开展了“行走江湖”水资源保护考察活动、“森林计划”植树造林活动、“低碳生活，每周少开一天车”等环保公益活动，对提高公众环保意识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在文化、慈善、防控艾滋病等领域，社会组织的努力也可圈可点，其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稳步提高。2006年，国务院扶贫办招聘了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6家社会组织，使用财政资金进村入户参与实施江西18个重点贫困村的扶贫项目。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之所以选择社会组织参与政府扶贫开发，是由于它们机制灵活，工作方式细致；与政府部门的扶贫工作相比，它们在针对一家一户的个性化扶贫方面优势明显。

　　党和政府积极引导，社区建设成为公众参与主要舞台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在和谐社会建设、基层民主建设大力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社区建设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前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主要舞台，普通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已成为普遍现象。

　　“有个社区选举议事会成员，从早上9点选到下午5点，竞争激烈，让人意想不到。”成都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处处长江维说起成都的社区议事会时这样感慨。为了解决基层矛盾，成都市从2008年开始探索基层社会管理新机制，在农村和城市社区成立“村民议事会”和“社区议事会”，发挥群众智慧，促进社会和谐。

　　社区居民为何如此看重这样一个角色？成都市青羊区玉沙路社区议事会成员刘瑞怀说：“大事小事都必须经过议事才能决策，我们对关系自身利益的事有了发言权、决定权，大家当然都想参与。”

　　据最新的第三方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成都各区县的农民对村民议事会工作满意度高达95%；进行社区居民自治制度试点的青羊区与武侯区居民对社区自治工作的满意程度分别达到62%、80.47%。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的社区建设领域，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已经发展到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让渡部分社会管理职能。上海浦东新区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请社会组织托管，民间社会组织上海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一举中标。承接市民中心的管理后，他们针对老年人推出了“老来客会馆”，针对家庭妇女推出了“编织希望工坊”，针对中青年白领推出了“乐活社区”，针对文化娱乐爱好者推出了“文化团队联谊会”等等，将社区管理搞得有声有色。(记者 孟昭丽 苏晓洲 刘良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