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的学生……”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教授近日发的一条微博,也是他对研究生提出的要求。他认为,“对高学历者来说,财富意味着奋斗意识和汗水,贫穷意味着无能、懒惰、耻辱和失败。”(4月6日《天府早报》)
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背景下,有关金钱、财富的话题总能刺激人们敏感的神经,董藩教授的这条微博自然引来不小争议,多数网民认为教师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学生。董教授回应称这只是一句励志的话,从微博的原文看,他也似乎意在鼓励学生努力奋斗、合法致富,并通过自己致富带动社会致富。
鼓励学生毕业后努力创造财富,这当然没有问题,毕竟我们所处的时代早已不再视金钱如粪土,国家鼓励每一个人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致富,老百姓也愿意将合法致富者视为成功人士,并从别人的合法致富中受益。但董教授此言为什么令人反感?为什么招致多数网友的批评?我想主要问题在于他的衡量标准偏执得近乎霸道,一竿子将绝大多数人打翻在地。
身为大学教授的董藩应该也有研究生学历,并且也有40岁,他自己是否有4000万身价?如果没有,是否意味着他是无能的、懒惰的、耻辱的、失败的?董藩拥有多少财富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拥有4000万身价的大学教授少之又少,准确地说,大学教授如果是合理、合法致富,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有4000万身价。那么,能说一个人当上大学教授仍然是无能的、失败的吗?
即使将赚钱当作一种成功的标准,大学教授希望自己的研究生将来个个成为富豪,首先需要扪心自问,自己是否传授给了学生足够的知识和本领,大学教育是否让学生拥有赚取巨额财富的能力。在这方面,众所周知,中国高校的表现并未令人满意,一个茶壶搭配十几个杯子,导师和研究生难得谋面,研究生沦为导师的廉价劳动力,以粗放式“圈养”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能顺利找到工作就很不错了,还奢谈什么个个成为富豪。
研究生学历看上去是高学历,问题是社会上拥有这种高学历的人太多,人人都想成为拥有几千万财富的富豪,怎么可能?很多研究生毕业后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而在现实国情下,他们创业的空间并不广阔,要求他们在短短十几年里个个成为富豪,这与其说是鼓励学生,不如说是苛求学生。如果以40岁、4000万身价作为衡量标准,那么绝大多数人都是所谓的失败者。董藩教授这一杆子,将绝大多数人打翻在地,在他们身上贴上无能、懒惰、耻辱和失败的标签——这不是励志,而是一种无端的羞辱。
高学历者能否成为赚钱机器是一回事,愿不愿意成为赚钱机器又是一回事。很多研究生毕业的人,甘愿去做一名普通劳动者,他们的奋斗意识体现于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平凡或不平凡的贡献,拿着并不丰厚的薪水,过着自己知足常乐的小日子；很多研究生毕业的人,甘愿去偏远地区做一名教师,他们的奋斗意识体现于以自己的贫穷和付出,为偏远地区的孩子赢得希望和未来。这样的人,怎么就是无能、懒惰、耻辱和失败的呢?
鼓励学生努力奋斗、合法致富没什么不对,错就错在羞辱着绝大多数人的尊严；错就错在你提出的标准过于单一,将拥有大量财富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尺,将“拜金主义”视为教育的真谛。40岁、4000万身价这样的羞辱性励志,也许能鼓励一部分研究生努力奋斗,但更有可能让更多研究生精英意识膨胀,目空一切,眼高手低,急功近利,结果在现实面前处处碰壁,撞得鼻青脸肿,要么真的沦为无能、懒惰者,要么不择手段巧取豪夺、谋取财富,这才是真正的失败和耻辱。(晏扬)
不必对教授“身价论”进行道德绑架
我更愿意认为董藩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家”是一种激励,我们不应该对董藩教授进行道德绑架,对他的这句话大肆讨伐。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对高校教授而言,采用何种方式激励自己的学生,是其教学的自由；另一方面,对已经成年的学生来说,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激励,他也有选择的自由。也许董藩教授的学生听完这句话“一笑而过”,反倒是我们这些旁观者盯着这句话较起劲儿来。
可以肯定的是,董藩教授所有的学生,不可能都在“40岁时有4000万身家”。因为个人禀赋不同、际遇不同、人生选择不同,不可能所有的学生,都会按照董藩教授的这个标准,去规划和度过自己的人生。他们都会基于现实和机遇,理性地过最有益于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退一步说,如果有学生在40岁时未完成“有4000万身家”的人生目标,只要师徒情谊还在,董藩教授会据此和学生断绝师徒情分吗?显然不会。如此看来,董藩教授的这句话,更是特定语境下的特定表达。如果脱离这一语境讨论,难免会产生偏差,甚至会曲解原意。
至于担心董藩教授的这句话会使其游离“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也纯属多虑。研究生教育不是中小学教育,也不是本科阶段的高等教育。而且,在我看来,董藩教授提出“对于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这句话本身也许不中听,但确实有其合理的成分。对高学历者来说,全然要求他们“40岁时有4000万身家”,并不现实；但是,对高学历者来说,如果在40岁时依然过着让妻儿和父母跟着受苦、为衣食发愁的生活,至少高学历者自己应该感到“失败”。
考量个人发展的成功,固然不应该仅仅盯着其是否能够“升官发财”；教育和激励学生去奋斗,当然也不应该以地位和金钱为坐标。但我不认为董藩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家”,和一些调查得出的“九成小学生喜欢当官”之间,有什么直接和本质的联系。原因很简单,如果将针对小学生的相同的调查放到大学生面前,大学生“喜欢当官”的比例肯定没有小学生高——因为大学生们都知道,能“当官”固然很好,但还应该具备足够的资历、能力与背景等客观条件。
所以,既然我们能够理解导致“九成小学生喜欢当官”的原因,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明白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家”只是一种激励,不必对其进行道德绑架。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够更多地认知,在机遇面前能够做出更理性、更智慧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家”,只是多元教育思维逐渐蔓延现实背景下的一次小小尝试。(李记)
“40岁4000万”遭热议的“现实基础”
师德本无价,一旦标价也就掉价。更何况北师大的校训说,“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正是这些原因,不少网友批评董藩教授的话实在是太功利、太现实。网友的激动和气愤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按照这个话的意思,金钱似乎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而这显然是不对。而且,董藩教授的身份是,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不仅如此,董藩还有很多头衔——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房地产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及清华、北大、浙大、上海交大、中山大学、厦大、重庆大学等多所大学总裁班兼职教授。
恰恰,董藩教授研究的房地产行业是最为诟病的民生领域之一。不难看出,一些网友的愤怒,其实根本上是对高房价、房地产行业暴利的愤怒。从这个角度上说,董藩教授的话确实容易触犯众怒。
可以说,媒体渲染和突出“4000万身价”,有些断章取义。如果细细看完董藩的话,相信不少网友会有理性的判断。当然,不否认,董藩说“对高学历者来说,财富意味着奋斗意识和汗水,贫穷意味着无能、懒惰、耻辱和失败”,这话有些过,确实有拜金主义的倾向。即便如此,如果一个人靠勤奋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依旧是值得尊重的。
很多人之所以对“4000万身价”批评,把董藩当成了“假想敌”,背后是一幅“居不易”的民生社会图景。高房价、房地产暴利的愈演愈烈,让公众对房地产行业怀有某种敌意；社会分配的失衡、权力的越轨,让不少人对无良有钱人、腐败官员很不满意。
这些才是问题的要害,而批判董藩教授,最多只能出出气。每个人基本的居住权,相关部门对此有责。房地产商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房地产专家、学者也应该更加善意,更多从公共利益上努力。而无疑,最应该流着道德血液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商、学者,而是相关部门和官员。无论如何,透过董藩教授此番话,至少再次提醒我们,贫富差距、公平公正问题必须得到重视。(李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