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提到的腐败、医疗、教育等问题都要解决，但我认为先要肯定自己的成绩，再来改进。
中国模式是传统和现代结合，而且是与整个世界互动的产物。
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英文翻译的张维为，在这些年先后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近日，他写下《中国震撼》一书，在书里，他认为这些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不得了的，但是一直以来，没有人把这些故事讲好，讲的可以让西方人听懂，让老百姓也听明白。如今，他用纸笔写下他眼中的中国故事，他说他不回避任何尖锐问题，也不否认中国当下的确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他愿意先肯定中国这些年的成就，同时也坚信这些现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用自己的话语讲中国的故事
新京报：先来谈谈《中国震撼》这本书的缘起，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写这样一本书的？
张维为：我原来写过一本书《中国触动全球》，写完之后还有一些想法想写出来，这次等于是上本书的延续。我希望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讲中国的故事，希望中国人听得懂，外国人也能听懂。我们现在经常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平铺直叙，实事求是讨论问题，什么尖锐的问题都不回避。
比如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老百姓认识不足。一出国门就知道了，不得了的。如果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比所有发展中国家取得的成就加在一起还要大。严格讲，我们已经把赤贫消灭掉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和转型经济国家比，像东欧，我们的经济在过去30年增加了16倍以上，整个东欧增加了才一倍，当然他们的起点比我们高。和发达国家也可以比，欧洲一个国家平均是1400万人口，我们大致上是100个欧洲国家的规模。理论上讲，我们人口比美国多4倍，我们的问题比美国多4倍也是正常的，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的话。看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实际上美国的问题不比中国少，美国的监狱人口比中国还多。
我们的文化比较平和
新京报：那是不是因为美国是法治国家？
张维为：不，实际上它这个法治，被欧洲国家批评得很厉害。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监狱人数？一定有不正常的地方。我感觉他们的法治已经或多或少地变味。你仔细看美国的民意测验，大家最不喜欢的就是律师。
在西方只有美国一个国家，靠打官司是可以发大财的。这个东西不能走过头。另外，我们文化总体上是比较平和的文化。汶川地震，我们受到影响的有两千万人，上万记者去报道，我还没有看到严重恶性的犯罪事件报道。在美国，2005年卡特里娜风灾，多少犯罪案件，数千起。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体制可以让上层意志很快贯彻，国外必须讨论决议，要慢很多。
张维为：我书里提了一个概念，民主与专制的概念被西方用烂了，变成意识形态的标签。其实制度只有良政和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比如芬兰、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比如新加坡。中国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是远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治理得要好。反过来一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不光是伊拉克、阿富汗，还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希腊、爱尔兰、冰岛破产了、西班牙岌岌可危。美国自己也没有治理好，吃老本。
中国模式是对世界开放
新京报：中国模式是全新的吗？
张维为：这个模式是传统和现代结合，而且是与整个世界互动的产物。不停地看到自己的缺点是什么，然后改进。中国模式是对世界开放，中国人具有巨大的学习能力，自我更新和适应能力。某种意义上，今后世界国家竞争就是看有没有这种能力。我们有4亿人在学英文，麦当劳到很多国家被抗议，到我们国家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的出版物每年15%至20%都是翻译作品，我们不停地学别人的东西，但没有放弃自我。我们的基因太强了，传统一旦形成，不是想改就可以改的。如果传统确实有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趋利避害。
新京报：目前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
张维为：我认为中国模式主要有8个特征，因为时间有限，我就讲其中一点，即实践理性，西方有很强的神学传统,从一个理论推到另外一个理论.国内有些学者也学西方，一个概念推导到另一个概念，民主应该什么样，市场经济是什么，这是神学传统。中国改革开放模式，主要特点是实践理性，从做开始，从试验开始。不管怎样，去亲自体验一下。所以西方指导的变革是从修宪开始，中国相反，总是从试验开始，觉得可以再推广，最后有必要再修改法律条文。这两个方式各有利弊，总体来讲，中国这种超大型国家，用比较谨慎方法推动改革，可以避免大的灾难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