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房自有率就是比西方高
新京报：你提到中国消灭赤贫，但是很多人会觉得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太少，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张维为：要看你怎么界定，过去30年，中国人财富增加最快。印度称自己有3亿中产。我去印度3次，我直觉观察，他们的中产不到中国三分之一。我问印度学者，为什么说他们有3亿中产，他们说是用世界银行一位学者的标准，即每天收入2美元到12美元，就脱贫了。如果用这个标准，中国中产要有8亿人。那么我自己想用一个什么标准衡量中产呢？如果用一个全世界都适用的经济标准，我想大概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一套住房，包括房奴。西方国家买房子都要贷款，大家都是房奴。从这个角度看就不得了啊，在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人一辈子最大财富就是一套产权房。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是89%，瑞士是36%。我看电视剧《蜗居》，大家都说买不起房，那句经典台词是“我们俩加在一起都快70，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说不到35岁就有自己的产权房，这种话哪个发达国家敢说。
新京报：但是现在中国买房是要靠父母资助的。
张维为：这也是一个特点，我们不要把这个作为一个坏事情，要作为一个正常事情。中国文化不是以个人为起点，而是以家庭为起点，不要用西方概念来套，父母出钱，孩子还会以某种渠道回馈父母。没必要按照西方标准，我们住房自有率就是比西方高嘛。
新京报：你也提到中国大家有钱还是更愿意买房，不愿意消费，这说明大家对未来预期不乐观？
张维为：正好相反，人们愿意在一个地方买房子就说明对这个地方有信心，房产投资是大投资。但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文化，背后是文明延续，我们是农耕文明发展过来的，对土地和住房比较眷恋，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中国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
新京报：你在书里对我们习惯的数字化的概念反而不是很在意，比如GDP、基尼系数等等。
张维为：这些我都叫做西方话语，对非西方世界的问题，说服力很有限。基尼系数只计算了收入差别，中国这样的社会，我们的农民是相对弱势群体，但大部分人有地有房。这些不算进去，怎么能算出真实状态。现在重庆、成都综合改革试点，很多人给城市户口，放弃农村的土地，他不愿意，因为他知道今天土地的价值。再想想日本的物价比北京、上海不知道贵多少倍，所以要用购买力评价来比较，才可能更加客观公平。
新京报：目前当下，中国比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张维为：我们现在提到的腐败、医疗、教育等问题都要解决，但我认为先要肯定自己的成绩，再来改进。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其他国家类似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比如高速公路收费问题，人家是高速公路还没有建成的问题。我们是农民工第二代的教育问题，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农民工，因为没有城市化。关键是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可以比较快地搞医保，美国一二百年的现代化，还有4000万人的医保没有解决。
新京报：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会不会因为太快存在一些问题？
张维为：有，因为社会经济发展非常快，始终存在各种矛盾，心里容易不平衡。欧洲19世纪工业革命高速发展时，动荡战争非常多。我们在这么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基本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而欧洲大概经历了100场的大小战争，很多是在海外打的。当时欧洲的社会矛盾很多，但它可以把矛盾输出。英国把失业者输送到非洲，犯人发配到澳洲，持不同政见者送到美洲。当时英国才1000多万人。他们的现代化就是这样完成的，非常血腥，贫富差距比中国现在大十几倍、二十几倍也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崛起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姜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