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举报所在单位领导,安徽省亳州利辛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周文彬日前选择 “自首式举报”,在微博上直播自首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周文彬曾向媒体提供过相关举报材料,并称曾向有关部门作过多次举报,但均得不到重视和查处,故而通过微博自首举报的形式,来引起社会关注。(本报今日14版报道)
“微博直播自首举报”已成为当前热点事件。这意味着周文彬试图引起社会关注的想法实现了。而催生这种独特举报手段的根源仍然值得思考，同时“微博直播举报”的效果仍留存着巨大的想象空间。
不由想起那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人》，其中所说的“背景”就是互联网。“微博直播举报”其实就是利用互联网这个背景，希望在无数网民以如炬目光注视之下，这场“自首式举报”的走向能够处于一片阳光之下，从而免于权力的暗箱操作。
民意的确充满智慧。在民意与权力的博弈中,也不可能永远出现“权力通吃”的一边倒现象。“微博直播举报”必然会让当地相关官员可能存在腐败的现象引起更大关注,从而倒逼相关部门进行查证。更何况,周文彬还提供了一份查办“腐败窝案”的路线图,只要他举报的情况属实,只要相关部门积极而公正进行执法,恐怕挖出事件真相,不会太难。
不过,像周文彬这种“智慧创新”的自首式举报,本身也承载太多的法治悲情。毕竟,如果按照法治程度正义的逻辑,对任何一个举报人来说,都根本无须寻找法律之外的靠山,包括互联网这个“背景”。问题是,这些年有太多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他们脸上写满了苦难与悲怆,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比如,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曾说,“改革开放30年来,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其中9人都遭到打击报复。”
这里无意再去列举那些举报人遭遇失业、报复、刑拘、劳教、虐杀、坐牢等等命运惨象。事实已经证明,现在并没有一种足以护佑举报人的力量,来让他们勇敢维护法律正义。为此,举报人才会不断开辟举报途径,来最大程度规避风险,“微博直播自首举报”就是这样的“创新”。然而,作为举报人,周文彬内心仍然充斥着太多的担忧,比如,他在微博上说,“我的将来和我的心情就像窗外的天气一样灰蒙蒙的。”“老人可以瞒着,孩子瞒不了,这样有可能改变他人生的轨迹,愿他一生平安!”
也就是说,即便是拥有互联网这样的“背景”,即便是采取已经引起网友强烈关注的“自首式举报”,但作为举报人,却仍然无法拥有足够的自信来看待这种所谓 “聪明智慧”的举报。这表明,当保护举报人处于制度尴尬与法治失灵的状态之下,就算开发出更多的“举报方式”,也不可能完全幸免于权力通吃的阴险与虚伪。更何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仅仅靠一时的民意智慧来与强大的公权力进行博弈,显然又是不够的。从这个意义说,“微博直播举报”最终能否实现法治正义,也并不是可以简单乐观的事。
当前保护举报人的制度建设处于严重的迟滞状态,对举护人的保护规定早就跟不上时代要求的。比如,相关规定的法律位阶偏低,适用范围太窄,内容多是原则性规定,笼统、模糊、抽象,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其实,不论是举报事件,还是保护举报人的立法,背后都牵涉到种种利益博弈,自然容易因为触及特定群体的利益遭遇到抵制。很显然,“微博直播举报”并不能拯救法治失灵,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源来斩断罪恶权力伸向举报人的黑手,不论开发怎样的举报方式,最终也都不可成为治本之策,来消解举报人的担忧与焦虑。(单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