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行政指令不能替代事业单位运作
新京报：“事业单位改革”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何总是难以彻底解决？
任剑涛：三十年来政事分离跟政企分离一样，可以说经历了三波改革，但是基本上是有待成功，不能说失败。
新京报：大致走过什么样的路程？
任剑涛：基本上可以按年代划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行的是第一波改革，“放权式改革”。
当时被称为分权式政企分离的改革，或者分权式行政体制改革。具体到医院体系改革，处境非常尴尬：中央放权了，地方政府又负担不了，把医院放到市场里去，医药产业化，医院产业化，叫做管办不分离，政事不分离，医药不分离，公益和非公益不分离，不少公立医院都在搞创收，而私立医院又缺乏管理规则，所以整个医药市场一片混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实行的是第二波改革，“剥离性改革”。
到九十年代后期，跟进性的改革就是教育产业化，当然教育部门不承认这一点，但实际上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比如，现在的学费，中学比大学昂贵，小学比中学昂贵，到了幼儿园是最贵的，一流幼儿园的赞助费更是惊人，为什么？就是因为政事没有分离，教育资源配置是行政配置，行政配置使得优质资源倾斜于权力资源中心。这样带来一个不公平结果，使得第二波改革，就是剥离性改革变成紊乱性的改革，同样成为权力自肥的一种方式，造成民众普遍性的反感。
九十年代末期，跨世纪初到现在这十年，是第三波改革，政事分离的“合理化改革”开始成为一个主流。包括我们讲文艺团体也通过市场演出，拍电影实行制片人制度，出版社市场化，其实这个改革今天看起来也是剥离性改革，或者叫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抽身性的政事改革。既然负担不了这么多，就抽身，但抽身就使得下放性的改革和剥离性的改革面临一个问题，其公共职能如何落实？
因此，大家开始反思，应当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责任，事业单位如何执行？就使政事的结构性分离变成了当务之急。所谓结构性分离就是，首先要承认在法律上，在国家职能机构设计上，在政府行政指令上和事业单位按照自己事业组织原则运转上，明确其定位，因为再也不能用行政指令替代事业单位运作的规则。
新京报：这三波改革中，我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任剑涛：政事分离在跨世纪之后有着三重健康认识的回归。
一方面，对政事单位结构和功能开始有了一个非政治化的健康认识。另一方面，公共医疗部门履行公共职责，政府必须购买。比如说有一些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政府必须付款，而不是抽身而逃。抽身之后可以一只脚随时回踩，回踩不是压制，是提供资源，提供规则。这些基本上可以说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第二重健康认识的回归，就是承认了政事各有自己的运作逻辑。实际上政事分离与政企分离、政资分离和政社分离不同，就是政府跟社会之间有一个中介性机构，这就是事业单位最重要的一个定位。政资分离就是政府让渡出一个市场空间，政事分离是政府让渡出一个社会空间。但最重要的一个设计，健全的管理是要使市场、社会、政府健康互动，因此中介性桥梁组织的建构非常重要。
第三重健康认识的回归，是政府认识到要依据法规提供政策，供给资源、健康布局，宏观管理，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这三种健康认识的回归，其实就是改革共识度的增加。
4 政府和事业单位要同步改革
新京报：目前事业单位改革，也就是您所说的“政事分离”，该遵循什么样的改革路径？
任剑涛：结合此前的经验教训，和国内外的有效经验，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则要着重强调。
首先一点，就是公平、公正原则。政府不是置身于政事分离改革的局外，政事分离改革的逻辑对政党部门也同样有效，这才叫公正、公平。
对于政事分离，我认为前提条件就是结构上的一致性变动，党政部门也得跟进。党政机构的公务人员也应当纳入社会保障机制，比如说纳入专业考核机制，不能说一个大学教授一天到晚要上多少课，又要写多少文章，还要提供多少社会服务，而行政机构的职能就是给你发布指令。
新京报：这样的话必然有一个博弈性的过程。
任剑涛：只有结构上的一致性变动，政事分离的政策设计者，才能够赢得要分离出去的事业单位的机构和人员的共同支持，这个政事分离才是真正可靠的，否则又有可能流产。因为事业单位相当多的人跟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断地施加压力，改革就会破产。
新京报：之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典型的如一些学术期刊，一放开就乱来，一断奶就死掉，这也是改革的困境之一。
任剑涛：所以，要积极准备资源和手段，这一点也是一大困难。如果事业单位分离了，替代性的资源在哪里？
比如说对公共教育部门的分离，我们排前二十位的好大学，能不能选择几所进行非国有化的试点？地方政府也不用负担财政，中央政府也不用负担财政，大学发展具有活力，又使得我们公共教育多元化。
现实情况是，很多教育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比如一些大学校长，不是他自己愿意主观阻挡，他很愿意改，但是因为手段、资源、政策供给不足，一旦改下来就会混乱。
新京报：除了公平，还要遵循什么原则？
任剑涛：就是避免政事改革以政代事，这种传统方法的弊病可能在政事分离里很难克服。
行政指令一刀切，从而造成对政府权威和事业单位的双重伤害，政事分离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过程，要特别强调。
如果把政事分离当做单纯的行政指令过程，政事分离必定失败。必须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渐进互动，双方理性妥协，共同接受进行的改革。
如果按照现在“不愿喂草，只想挤奶”的管理方式，改革可想而知。
新京报：“不愿喂草，只想挤奶”的“事性企管”(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僵局，该如何打破？
任剑涛：政事分离首先要清理，比如说在法律上对于教育部门的定位，对医疗部门的定位，对出版单位的定位，对于文艺演出部门的定位，对于科研机构的定位究竟是不是准确的。因为这些部门说到底在利益计算上，原来基本上是“胜利的懒汉哲学”。
新京报：“胜利的懒汉哲学”？
任剑涛：比如说，一个在政府部门政策研究室的人，他可以按照处级、厅级这样往上排，同时他又可以获得副研究员、研究员双方具有的优势，所以他就是“胜利的懒汉哲学”。
搞政策研究的时候，你说我有研究项目，要评职称；搞研究项目的时候，你说我不能跟大学比，我们实际上是党政机构，等于两方面提供的事业产品和政治产品都不合格。
这样懒汉哲学的胜利，降低了整个事业部门公共品的供给水平，这里你一定要让他们有适应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