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晚报：“挟人质以救孩子”背后的悲怆

　　3月31日，孙文辉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办公室劫持一名工作人员，被警方控制。在此之前，他因儿子患再生障碍性贫血无钱医治，求助小天使基金被告知不在救助范围。4月25日，被鉴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孙文辉被取保候审，回到了河间市。回忆几天前劫持场景，他表示很想当面对那位大姐说声“对不起”，也希望别人不要学他，给社会添乱。

　　因为无力医治病重的孩子，孙文辉奔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求助。而当被告知不在救助范围，爱之切，急之切的他选择了最为极端的方式——挟人质以求助。不管怎样，这样的突破法律底线的行动，都无疑是最坏的方式。

　　孙文辉触法了，但触法原因不忍窥之。一来，尽管我国医保体系正逐步完善，国家的财政补贴也在持续增加，但毋庸讳言的事实是，“一病回到解放前”的极端现象依然如初。二来，除却国家的直接扶助外，民间的救助组织和相关民情反馈体系仍然孱弱。这些或许都可以说是压垮孙文辉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现实而论，孙文辉不是类似“走投无路”而心生暴力的孤例。如是与法治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场景，显然都指向同一个社会性软肋：自我救助和利益诉求能力的低下。

　　单就孙文辉的例子来看，取保候审的结果至少暂时证明了法律的人性与温情的一面。但同时，一个更为深远的疑虑就是，如果这样的违法行为都能以“无奈”、或“心因性控制能力减弱”的理由被宽恕，那么会不会引发后继者的竞相仿效呢？不宽恕，则太无情，宽恕了，则恐造成进一步的溃疡。这样的两难要解决，必定要读懂孙文辉们的悲怆与无奈之后。（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