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幸福、向往幸福，不断提高幸福指标，这是人民群众应该有也必然有的新期待。对此，要历史地、客观地去看待。对幸福既要热切地期待，也要冷静地追求。政府则应该不断关注、满足群众的新期待，承担起保护人民追求幸福的责任。
幸福是相对的、分阶段的
在我看来，人类有个永恒的主题：摆脱此岸的苦难，走向彼岸的幸福。所以，幸福是相对的。我们目前的生活水平已经比30年前提高很多，但我们还要追求全面富裕，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就满足了吗?不会。我们还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
幸福也是分阶段的。我们送孩子上学，上了小学上中学，上了中学上大学，上完大学还希望他读研究生，我们希望他不断地追求幸福。可见，幸福是一个永恒的追求，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那么，我们就要历史地、客观地、科学地、冷静地看待人民群众对于幸福的新期待。
在旧中国，“四万万人同一哭，天下何处是神州”。我们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任人宰割，那是全中国人民的大苦难，何谈幸福?今年是建党90周年，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斗，新中国建立的那一刻就是大解放，大家从大苦难走向可以期盼的大幸福。
新中国前30年，我们实际上是集体贫困、一穷二白。那时我们有热烈的期盼，创造出辉煌的成就，也碰到很多挫折。回过头看，我们发现国民经济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到处是粮票、布票。一个月定量多少斤粮、一两油、半斤肉，能温饱就算幸福了。
后来，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就是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十一五”刚开始，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一半。5年过去，日本人宣布，我们已经超过他们了。当温饱问题解决后，人们又开始向往新的幸福。
当前幸福问题主要在“分蛋糕”
我们整体这块蛋糕越做越大，那么，现在幸福在哪里?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更突出了?
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起来以后，没有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出现相对的贫困感和失落感。所以，幸福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也就是说，当蛋糕做大以后，怎么分蛋糕的问题更突出了。
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反腐倡廉、个人收入、房价调控、医疗改革、物价调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教育改革等领域存在的问题以及部分群众的不满意，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分好日益扩大的蛋糕，让人民更广泛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一个时期以来，在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上，我们的国企分得大了;我们的GDP越来越高，相对而言居民收入的比例在下降;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但长期依靠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是外需而不是内需的拉动。
这些特征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和谐问题，也影响到人们对幸福的感受。幸福不幸福，已经不是过去“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那种牢骚，而成为影响社会平稳健康运行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能否满足群众的新期待关系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那么政府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办?
第一，人民的政府要高度关注、并且千方百计地带领人民群众满足对幸福的新期待。胡锦涛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的时候讲过：“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温家宝总理今年年初和网友交流时说：“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总书记和总理密切关注人民的新期待，一些地方政府也把幸福指数作为一项政绩指标，人大、政协的报告都把幸福放在里面了。
第二，不能简单地去讨群众的好。这里面还有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中国经济以后还能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其实主要是靠人口红利、消耗资源以及大量的低端商品出口拉动起来的。现在，我们的人口开始快速老龄化，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在持续增长30多年以后，人口红利没有了，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国际环境日益严峻，怎么办?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就必须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中，人是第一要素。
也就是说，满足13亿人民对幸福的需求，其深层意义是扩大内需。如果把内需培育起来，就会促进大生产。因此，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来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的追求。它可以极大地孵化、调动、激发、解放生产力。所以，创造条件满足群众对幸福的新期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很重要的“一招”。
发展是幸福之基，渲染“仇富”“仇官”并不利于解决问题
对于幸福，既要热切地期待，更需冷静地追求。满足大家的幸福靠什么?只有靠发展。当前部分群众的幸福感相对不高，是发展中引起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的发展，靠加快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科学发展来解决。分配不公也是发展引起的分配不公。一方面要把蛋糕分好，一方面要把蛋糕做得更大才有可分。如果现在大家都坐下来分蛋糕，坐吃山空，两天就吃光了。
贫富差距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改革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逐步消除贫富差距、最终达到共富的一个过程。在现阶段，部分制度、体制上的漏洞还不少。当前，多数人是靠劳动富起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制度、体制上的漏洞而富起来，甚至还有少数是因权钱结合而富起来。比如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群众早就说他是“铁老爷”。
对于这些问题，要从两方面解决：一方面，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首先是政府在制度设计上要加快完善，另外在反腐倡廉等各个方面还需要努力改革。现在最低工资在增加，社会保障在提高完善，政府施政中已经在缩小贫富差距上想办法了。但另一方面，舆论和媒体不能抓住一件事就拼命地放大。我们有责任为弱势群体说话、争取公平、进行监督，但过于强化、渲染、夸张一些个案和现象，过于强调一种绝对的平均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那样只会把一部分人“仇富”“仇官”的心理煽动得更仇富、仇官。
例如，“我爸是李刚”事件中的父子俩应该受到批判，但那毕竟是个别现象，不能以偏概全，认为出现一个李刚，全中国的官员都是李刚。过度渲染这种不满，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搞乱了，我们就能分好蛋糕吗?所以，要冷静、务实地去解决收入分配和社会不公等问题。
同时，还要看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比如住房问题，现在我们的平均住房面积整体上比30年前提高了很多，但群众的呼声依然强烈，对房子的需求是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有了一套想要两套。所以，现实的解决路径是一步一步来，先想办法满足群众最基本的住房要求。今年国家下了很大决心，要建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真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觉。
不要从“唯GDP”变成“唯幸福”
对于幸福和幸福感，政府也要冷静。过去，GDP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现在，有些地方对于幸福似乎又一哄而起地“重视”。幸福不是一个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
一方面，人民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所以政府理应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幸福”被郑重地挂在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嘴边，都在讨论并关注幸福，这是积极的。
另一方面，要避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切忌放空炮、许大愿、吊胃口，从“唯GDP”走向“唯幸福”。关键是政府要言而有信，拿出实招，多干实事;同时，还应冷静地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职责范围。
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在其《政府的十大权力范围》一书中阐述的观点值得我们参考：政府的责任不是为公民提供幸福，因为你也提供不了，你没那么大的本事、那么大的责任。你的责任是保护人民追求幸福的自由，你去激励人民，你去让大家追求幸福，你去保护这个自由。如果这个自由受到妨碍，你就去排除它;如果这个自由受到侵犯，你就对那些侵犯的人进行惩罚。
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而要去带领人民群众走向幸福，保护群众追求幸福的权利，维护社会稳定，惩治那些妨碍幸福的人。同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组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追求更大的幸福。(作者叶小文 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