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研制、艰难突破为国家提供了战略威慑力
(1962年至1978年)
上世纪60年代初苏援断绝，中国的武器发展进入了一个将近二十年的完全自主研制阶段。此间中国同苏联逐渐进入敌对状态，同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关系虽由对抗走向缓和，却基本未得到军事技术帮助，国内的科研人员和军工企业在近乎封闭状态下靠着自力更生研制武器装备。
60年代最令国人自豪的军事成就，就是“两弹”(导弹、核弹)的研制成功。这一项目受苏联撤退专家的影响并不大，是因为中国自己有一批在国外学习回国的顶尖级专家，并且在苏援中断前就掌握了核心技术和全面配套的设备。中国于1960年研制成国产地对地导弹，1964年首次爆炸原子弹成功，1966年实现了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发射成功，1967年空投氢弹爆炸试验成功，1970年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开始“两弹”项目时，一辆汽车、一架飞机还都不能独立制造，在此薄弱基础上起步，十几年内就完成了“两弹一星”项目，创造了世界上研制时间最短的跨越式发展奇迹。当年出于“争气”的鼓劲需要，曾宣传搞尖端武器是“勒紧裤腰带”，其实若仔细计算，中国在“两弹一星”项目上的花费总计只有100亿元人民币左右，只相当于每年国家财政支出的2%和年均国防费的12%，这在世界各大国研究核弹、导弹时又是花费最少的。
当年中国的尖端武器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起点高，从起步便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在重点领域。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设备、技术时，一开始就掌握着自主知识产权。在“文革”的动乱中，从事“两弹”研制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还大都得到保护，使这一项目还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继续发展。中国在尖端武器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威慑能力，成为在世界上奠定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1970年“两弹一星”项目最后完成，1971年联合国便通过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的决议，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不言自明的。
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常规武器研制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消化苏联技术的时期，虽有部分自主创新，却因原有技术基础薄弱而未能实现跨代突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又造成许多科研、生产单位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鉴于常规装备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拉大，60年代后期中央军委又强调“师团行动骡马化”，出现了指导思想的倒退，军队的训练和许多日常工作也受到很大干扰。当时许多武器项目的科研指导又出现急躁冒进思想，违反科学规律而按“大会战”方式搞突击。例如空军同时上马搞歼-8、歼-9、歼-11、歼-12、歼-13，十几年间却没有一种能够定型。海军虽制造出新型驱逐舰，舰体建好后却迟迟缺少相应的雷达等仪器，十余年后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力。无数事实证明，国防现代化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应该靠提高全民全军的科学素质来解决，不能依照小农经济的单向思维以短期努力希望一蹴而就。
从1964年起，我国半数左右的基本建设费投入了三线建设，在西部原来的偏远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独立的军工体系，对改善我国国防工业的布局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当时实行的是“军民两层皮”的建设模式，军工体系的建设只是单纯投入，没有经济收益，这也使国防科研经费往往难以为继。由于国防企业只生产军品而不生产民用品，军品援外还以“不当军火商”的精神免费赠送，国防企业日益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这样的军工建设模式不仅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影响了国防工业的自身发展。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十几年间，解放军的常规装备在仿苏式基础上几乎未能出现质的突破，原先与世界先进水平已经大大缩小的差距又重新拉开。
我国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一阶段的独立探索，经历了种种曲折，虽然步履维艰并走了不少弯路，却毕竟积累了经验，并总结了教训。通过自身的努力，还锻炼出一支本国自主科研队伍，这又为后来的大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技术储备、战略调整形成升级跨代的实力
(1979年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
1978年末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也迎来了一个全新局面。通过拨乱反正，全军部队和国防科研部门确立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正确发展方向，清算了“左”的错误，我国的军队和国防科研、军工部门通过面向世界，走出国门，开阔了眼界，也迎来了技术上的全面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一些军工部门领导人走出国门，与西欧军工科研机构开展了交流，由此他们痛感自身的差距并增强了追赶的紧迫性。当时我国的有关部门曾设想过成批购买西欧的先进装备为部队实行换装，如陆军一度准备购买西德的“豹-2”坦克和反坦克炮，海军曾洽购英国的42型驱逐舰并想引进技术改造自己的051驱逐舰，空军则商议购买英国的“鹞”式和法国的“幻影”战斗机，不过西方讲求实利的军工企业家只热衷推销武器成品，不肯转让核心技术，要价之高又令人咋舌。当时有人计算，如果购买西欧的装备为解放军全面换装需要数百亿美元，若使国内的军工体系再由仿苏式更换为欧美系列花费更要加倍。
198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过27亿美元，还要优先满足经济建设，自然不可能再走50年代那种全面引进之路。何况美国和西欧国家在骨子里仍把中国这个“共产党国家”视为异类，关键性技术控制很严，中国买来武器后在零配件和技术保障上又要受制于人，到头来在政治上也会被“卡脖子”。曾是中国国防工业奠基人的聂荣臻针对这一情况特别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买来一个国防现代化。中国领导人通过分析本国情况，认为提高本国军队装备的出路还在于自研，对外交流主要是学习引进技术。
由于立足于自研为主，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当时国内军工科研在经费大幅压缩的情况下仍有重大进步。国内军工企业对国外先进武器只少量购买样品，再努力吃透其技术，并以引进的技术改造旧装备。例如，军工业引进国外航电技术改造了歼-7战斗机，用引进的火控技术改造了59式坦克，都使其战斗力有了跨代升级。80年代以后军队长期实行了“忍耐”方针，国防费用一再压缩，中国的国防企业对武器则采取多研制、少生产的方式，虽然相当长时间内军队装备没有太大改善，军事科技水平却有了不小的提升。如1981年中国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三颗卫星，这一技术运用到军事领域便可使一枚导弹分导出多弹头。1982年常规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1988年核潜艇在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都标志着战略武器水平又有了跨越性发展。在1984年国庆35周年的天安门广场阅兵式上，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系列洲际导弹、中程导弹和69-Ⅲ型主战坦克、自行榴弹炮、装甲输送车及歼-8歼击机都参加了检阅。这些武器的技术标准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至少有着20年差距，却显示了我国常规兵器研制突破了长期相对停滞的局面而有了质的跨越。
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军工技术同时，中国军工企业也打开了国外军售市场。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便提出，不当军火商不行了。在1979年，中国以向埃及出售歼-6战机为开端，将武器也作为外销商品推向国际军贸市场，在80年代还取得了不小的销售量。例如，当时通过引进西方航电设备对歼-7进行改造，向十几个国家出口上千架。此时出口创汇获得的收益不仅解决了军工企业的经费来源困难，又为下一步的武器研制提供了重要资金，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1989年夏天以后，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实行军品禁售，而中苏关系却实现了正常化。苏联衰落和俄罗斯联邦初建时，其军工企业急需经费以解决生存困境，中国因此再度从隔绝了30年的旧日合作伙伴那里引进了具有国际80年代水平的战机、地对空导弹、潜艇。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对俄军购数量并不算太大，却解决了一些重点技术的引进问题，与之前对西方装备的探索相结合，再加上自主开发能力的大大提升，中国对重点武器的开发有了不少质的突破。一些在研装备吸收了新型俄罗斯装备的优点，大大加快了研发速度，有些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从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军队将信息化作为军队建设方向，装备信息化也被列为武器发展的重中之重。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的实践证明，现代信息电子技术已经改变了战争的样式，“硅片较量”比“钢铁拼搏”更重要。由于国家863高科技发展计划的实行，整个国家科技水平的提升又为向军品研制转化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国内电子、信息工业的发展，也使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迈上一个台阶。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天安门阅兵，向世人初步展示了中国军队新一代武器的外貌，如新型坦克、装甲车和各类导弹都大批亮相，这些作战平台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已大幅缩小。与此同时，中国各军工企业也都按行业组成各集团公司，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方式推动武器的研制，大大促进了主战装备在与世界接轨的标准下得到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