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政府办事窗口岂能沦为骗局帮手

　　包括这起重庆房产诈骗案在内，已有不止一起冒用或借用公权力行骗的案件发生。这表明，行政程序的失范和监察的疏漏如果不能堵上，就有可能成为不法者利用的通道。

　　重庆市双桥区最近发生一起涉案上亿元的房产诈骗大案，近200名受骗者中多为阅历丰富的企业主、证券从业者。他们出于对房地产登记部门的信任，出资购房或放出借款，结果落入陷阱：政府办事窗口交给他们的是假备案和假抵押。

　　政府办事窗口成为骗局中的重要一环，缘于双桥房管局个别工作人员与骗局主谋串通进行虚假登记。就过程而言，政府办事窗口是冤屈的：政府部门公信力被私相授受，沦为行骗者的帮手，不是政府办事窗口主动为之，而是个别人恶意利用的结果。但就结果而言，政府办事窗口参与行骗的危害是巨大的。这种事件天然具有放大效应。

　　公众对于政府部门的基本信任应是社会运转的托底信用。如果托底信用亦被不法分子轻易破坏，人们就不会再轻易授信。人和人互相警惕，人对公信力不再信任，其结果是社会的信用水平的总体下降，让经济和生活都付出更大成本。即使骗局曝光，当事人也被绳之以法，人们还是会猜疑：是否存在着看不见的真相？是否今后还会出现类似的事情？惯性猜疑导致的公信力额外流失，不会因案件了结就戛然而止。

　　真正的关键不在于事后犯罪嫌疑人会受到什么样的惩处，而在于为什么政府的办事窗口，会如此容易地被用于私人不法寻租？给近200名受骗者伪造假备案登记手续，既不是一个短期内即可完成的犯罪行为，也不是个别内部人即可搞定的犯罪行为。整个犯罪行为畅行无阻长期未被发现的事实表明，即使只是个别内部工作人员触犯法律，行政单位也难免行政失察之责。

　　包括这起重庆房产诈骗案在内，已有不止一起冒用或借用公权力行骗的案件发生。这表明，行政程序的失范和监察的疏漏如果不能堵上，就有可能成为不法者利用的通道。失范和疏漏对于觊觎公权力行骗者来说，意味着寻找内部合谋者是可能的；对于内部合谋者来说，意味着上贼船所需付出的代价是可承受的，上了还可能跳下来。这是典型的负向激励。

　　还要警惕的是，重庆房产诈骗案作为典型的诈骗犯罪，自有适用法律予以制裁。但是，往往更常见的是有人利用公权力不当寻租行走在法律规范的边缘线上，一旦造成公共性危害，要么无适用机制惩戒，要么就以行政失误作挡箭牌而免责。这种行为对于公信力同样会造成伤害。

　　政府办事窗口，只有为百姓办事才有存在意义。因此，通过机制隔绝犯罪行为固然是基本要求，减少其他不当寻租空间也是应有之义。如此，才能防止公信力动不动就陷入被损耗的风险中，真正做到名副其实。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